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围绕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讨论便逐步升温，其中，在2016年4月9日，青海省委常委会议部署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提出将力争于5年内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时，就曾引来坊间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或将快速走上实质性推动阶段的猜测。不曾想，在时隔仅3个月后的7月10日，我国首个国家公园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率先迈出生态体制改革第一步的消息便获发布。

　　对于此次试点，其间透露出哪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又传递出哪些生态保护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动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选址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开展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试点，一方面凸显了决策层有意尽快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地区尽快试点，并带来可见成效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纳入包括“大部制”统筹职能部门，避免职能交叉、权属不清等棘手问题，显然将让后续开展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赢发展的一系列尝试更加有的放矢，并由此奠定制度机制基础。

　　脆弱生态环境亟须采取特殊保护

　　在周宏春看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与此前一系列围绕生态保护的中央决策文件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按照2011年正式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即明确要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地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属禁止开发区域，他认为，类似的生态脆弱地区亟须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而设立国家公园正是有效举措之一。

　　之所以选址三江源地区开展生态体制改革试点，周宏春认为，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区位不无关系。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气候启动区之一，发源于此的江河之水覆盖我国66％的地区。上世纪末，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这里的草原、湖泊、冰川等生态系统持续退化，对下游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覆盖率侧面反映了三江源地区应被赋予的特殊保护地位。”周宏春介绍，以前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很脆弱，生态退化尤为厉害，除了人类活动，还有诸如鼠害、虫害等自然灾害影响。尽管经过了十年来的有效治理，该区域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相关生态系统大幅改善，但对其加以特殊保护仍属必要。

　　据记者了解，2005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10年来，国家在此累计投入的资金接近90亿元，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相关统计显示，经过10年保护，这一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资源量增加近70亿立方米，草地产草量整体提高了30％。

　　正是在此背景下，三江源公家公园试点才显得尤为重要。据相关部门介绍，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选取12．31万平方公里的典型代表区域划入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范围涉及青海果洛、玉树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四个县，下设黄河、长江、澜沧江三个园区，将于此探索更有效、科学的生态保护新模式，力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赢发展不仅是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同样是我国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所在。”周宏春说，借助此次试点尽快形成可被借鉴的经验方法和可复制管理模式，注定将让我国类似有着脆弱生态环境的地区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继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

　　三大内涵值得关注

　　实际上，围绕此次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改革，舆论的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试点改革中试图建立覆盖省、州、县、乡的四级统筹式“大部制”生态保护机构。显然，在外界看来，这正切中多年来阻碍我国生态保护真正发挥作用的要害所在，即因部门分割、权责不清等因素客观导致的 “多龙治水”尴尬。

　　“首次试点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其间蕴含着三大内涵值得关注。而引入‘大部制’的做法正是其一。”周宏春认为，“大部制”生态保护机构将纳入环保、国土、水利、农牧等相关职能部门，势必将减少甚至杜绝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权属不清、职能交叉、执法合力缺乏等突出问题。

　　其二，就是明确功能定位。周宏春表示，按照既定的改革思路，到2017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划分出长江、黄河、澜沧江3个园区，并明确各自保护重点。他介绍，依照各地生态地位及现状，3个园区又被细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修复区、传统利用区及居住游憩服务区，分别承担严格保护、生态治理、有机农牧、居住旅游等功能。

　　“尽管在提法上有别于以往在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定位说法，比如核心保育区在以前被称为核心保护区，以前的过渡区被定位为修复区，但并不改变功能定位的引领作用。”周宏春认为，只有明确了精准定位，才能有效执行对生态环境实施保护和治理，确保“该保护的实施保护起来，该开发的合理开发”，但要强调，任何开发都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展开，如此才能利用自然造福人类。

　　其三，就是怎样保护和重视资源环境开发与人的发展协调问题。周宏春说，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怎样把保护和民生改善以及扶贫和脱贫等结合起来的问题。三江源地区历经十余年的治理和改善，通过迁移一部分居民以及给予补贴等形式实现退牧还草等举措后，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仍面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发展的问题。

　　“如何利用好生态资源，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正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周宏春强调，要和谐发展就需要保证园区内居民的基本生活，统计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不仅有山水林河湖、野生动物等，还有6．15万牧民。因此，通过有机农牧、居住旅游等形式促使当地原住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应被置于与保护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周宏春看来，上述三大内涵赋予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试点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指出，按照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系判断，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环境质量在变差，比如东部地区和一些中部地区的城市；同时，类似三江源地区等地处西部的地区，有些地区经济并未获得大幅度增长，但生态环境也没能获得应有的保护，另有一些贫困地区，生态质量好，经济欠发达。

　　“这样的复杂形势共同组成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现状。”周宏春说，改善环境质量，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周宏春强调，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过去粗放的、追求数量的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当前，环境已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短板，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齐，加大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而三江源国家公园改革试点尝试的一系列举措，在为实现双赢提供大方向的同时，也将同时带来具体的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