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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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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贵州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29 21:08:48 | 【字体:小 大】 |
时至今日,孙兆霞老师给我的印象还是定格在那间宽大的、以书柜做墙的书房里。当她从书柜中一本一本地找出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出版的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专著,并耐心地给我讲解中国近代农村的嬗变及主要问题时,那一摞摞厚厚的书籍诉说着一位中国当代普通知识分子对农村、对农民沉甸甸的情怀。
她是贵州民族学院的一名教师,同时,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贵州做农村研究的草根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孙兆霞被她所供职的安顺师专指派参与组建政教系,由她带队到紫云、关岭、镇宁等自治县的农村中小学去开展社会调查。调研开展了半月,她就哭了半月。学校的破旧,教师的艰苦,已经让她受不了了。1983年,安顺师专政教系组建,“服务农村教育”成为该系的第一教学宗旨。20多年过去了,该系至今还有一条明文规定:每届政教系学生必须要做专业性农村社会调查。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兆霞结识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研究员,由此,她在1984年参与到《贵州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当年,一本叫《富饶的贫困》的书,曾在贵州省直机关处级干部中人手一本,书中形容贵州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曾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在课题开展了两三年后,孙兆霞他们就在大量的研究事实上得出结论:贵州的问题在于人的活动方式有问题,而非由人的素质差导致的系统恶性循环。因此,在进行扶贫开发时,资金、技术、人才应该是捆绑在一起的立体要素,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单独输入。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富饶的贫困》,给人们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2000年,她到镇宁自治县六马乡纳坡村做调查,从镇上到村里25公里的山路,她和调查组工作人员走了6个小时,当同行的学生用军用背包带把她拉上几近60度的黄泥大坡,当他们在7月雨季里无数次趟过山间溪流,穿过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才到达纳坡村时,她真正从心底理解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那个村很穷,她给了村长20块钱,请他做顿饭。村长满村子捉鸡,才找到一只半公斤多的小鸡仔。最后,鸡骨头炖的一大锅清汤、一小碗炒鸡肉、几颗小辣椒、苞谷饭成了他们一顿难忘的晚餐。
2001年,九五期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百村调查》开题,孙兆霞主持其中的一个分课题,带队到安顺市西秀区九溪村开展调查。调查中他们用参与式的方法试着帮助当地发展,发现并激发村民的组织性和行动能力。当他们得知村民一直想开发当地的屯堡文化,发展旅游,就请有关专家给村民上课,讲解政策法规、旅游规划等等。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专家们走后,那个小小的党员活动室成为几十年来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村民晚上聚集到那里讨论如何发展旅游,那种场景一直持续了20多天。见此情形,孙兆霞他们趁热打铁提出让村民们到安顺市街头展示当地屯堡文化的点子,并请来专家为他们出谋划策。这下激起了村民更大的热情,他们自发地排演节目,组织方阵。2000多村民组成了9个方阵,而这个村也才4000多人。一支由中巴车、面包车甚至是三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村民浩浩荡荡开往安顺市区。后来许多村民说,这成了他们一生里可回味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如今,做了近半辈子学问的孙老师却做起了民间的草根志愿者。她说,以前,她都是在做思考,现在,也想在思考之余做做行动了。她不仅担任了省内某本土民间组织的顾问,也时常参与到一些NGO的公益活动中去。
采访手记: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农村、与农民似乎有一种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回忆一下近代史,费孝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毛泽东……,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所做的民间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孙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农民情怀让我深深感动。她当过工人、下过海,也遭受过一些人生挫折,但在几十年风雨中,却始终未曾忘却农村、农民,并且最终回到了她热爱的生活状态中,继续为农村发展思考与行动。
结束语: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国家有关部门要把幸福指数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党的十六大也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在一些人想来,建设和谐社会应该是政府的事情,那是一个多么宏观的社会目标呀!但其实,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人的和谐不就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吗。当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时,和谐社会就离我们不远了。
一个志愿者朋友告诉我,他曾在贵阳街头做了一次100人的调查,有46人愿意做义工,36人表示愿意为公益事业提供支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在工作休闲之余,把目光投向社会公益事业,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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