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te：来自哥本哈根的乌托邦试验

　　文／高嵩　图／YID提供

　　她从7岁开始当志愿者，10年前来到中国，51岁的Lotte至今没有结婚。她说，婚姻或者孩子，会让她不能自由地去贫困的地方帮助穷人。

　　“你好！”Lotte绕过窗户旁的办公桌,走向我们伸出手来。

　　她是云南发展培训学院(YID)的“二把手”。桌上放着电脑，文件还有水杯，和中国人办公桌没什么两样。手机响起，她的第一句话不是“hello”，而是“你好”。

　　第一次见面，她低调地听一把手、中方院长饶佐向采访者介绍学校的创建过程。在饶夸奖她的贡献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是饶院长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51岁的她已经非常玉溪化，服装和街上的当地女人差不多，能听懂当地的方言，有时间就会骑自行车在城里转悠。

　　她来自丹麦，是一个从7岁开始做义工，有44年“志愿者”历史的人。10年前，她来到中国，想把一个哥本哈根的乌托邦梦想，带到这里实现。

　　Lotte的家乡在离哥本哈根不远的小城Forsoe。那里与玉溪的直线距离超过8000公里。她很为Forsoe骄傲，虽然很小，但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丹麦，很少有真正意义的穷人，但帮助穷人的传统却一直在孩子中不停灌输。”Lotte说。

　　10年前，Lotte用她刚掌握的汉语在北京游说建立一所专门培训义工的学院时，总是遇到是惊讶的眼神，“你说什么？培养志愿者的学校？”

　　那时，尽管雷锋精神已经宣传了几十年，但“志愿者”在中国仍然是个新名词，更遑论专门建一所培训志愿者的学校。“帮助别人，也需要学习？”

　　是的。Lotte知道，帮助人并不简单。

　　她从17岁开始，从事历史最久的职业就是培养怎样做一名志愿者。

　　1970年代的丹麦，年轻人对世界关注的方式是到各处旅行。“运动”在激进的年轻人中，或是最为时尚的词汇。早在中学，Lotte就读过从遥远中国流传过来的“红宝书”，这在当时的欧洲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是一个时尚物品。她觉得“红宝书”的不少观点很有道理，比如“灰尘不打扫不会自己消失”，“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在封闭的中国并未展现革命真实的场景，但却激发了很多人的改良热情。进入哥本哈根Metropolitan学院不久的Lotte来到城里最穷的地方，一个土耳其、南斯拉夫新移民聚居地。帮助他们解决公共设施不足、环境糟糕等问题。

　　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Lotte对中国的印象，来自儿时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夜莺》里的中国皇帝，也来自他们中学课本里关于长征的介绍，也有后来的漫长冷战。

　　1956年出生的Lotte至今没有结婚。她说，婚姻或者孩子，会让她不能自由地去贫困的地方帮助穷人。这一印象来自她父母。她母亲的梦想是周游世界，但生了她哥哥后，这一计划耽搁了下来。

　　真正改变她的，是在1976年。她加入一个起源于丹麦的国际援助组织，来到阿富汗。那时的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还不盛行。女性还被允许到学校上课。Lotte披上面纱，和她的同伴给当地女子传授怎样使用缝纫机，或者动手搅拌灰土，修建教室。

　　Lotte服务的机构，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国际援助网络。这个以推动公益为目的的网络由8位教师1977年在哥本哈根建立，在全球建立了13所专门培养义工的学校。与当地教育机构合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是其中之一。

　　Lotte曾在非洲教当地女性缝纫衣服。那时的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使用缝纫机，而是说清楚什么是“直线”。因为，在原始的部落地区，没有一样东西是直的，住的的窝棚的是斜的，用的木棒是扭曲的—这些女性心中根本没有“直线”概念。后来，她们坐飞机到了首都，一出来，眼睛全部瞪大了，她们指着那些笔直的楼房：这里肯定是天神造的，全是你们说的“直线”！

　　这常被Lotte列举证明，在一个没有相应语境的地方，谋求改良是何等艰难。

　　这种语境的陌生，不止是指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也包括想去推广理想的志愿者。

　　1990年，Lotte跨过罗湖，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在广州，她曾被50以上的围观者包围；她曾站在今天金贸大厦附近的菜地里和农民聊天，那时根本想象不到，这里未来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你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经历，我看到了一个国家这样大的变化。”

　　她在上海、厦门、桂林，不同的地方学习汉语，做义工—直到2002年，代表她的机构与云南合作，创办了这所YID义工学校。让你在游历与交往中学会帮助别人，因此YID认为，课堂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间。

　　学习建筑学的学士要在村里教孩子们唱儿歌，或是“老鹰抓小鸡”；传播学硕士要在这学会怎样修好一座农家厕所，或是领着患病的孩子去医院挂号。看起来，都是不重要的工作。

　　“对一些中国学生来说，挑战可能会是说服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的体力活。在中国的一些观念中，拿了学位去给村子里搅拌水泥会是怪异的举动。”Lotte说，“可是，理想只能在动手中实现。”

　　Lotte抬起头，就可看到对面那处硕大平房。那是学院的教室。她的丹麦同事Elisabeth正在那里指挥学员们排演。不久，玉溪当地有关机构要和YID合办一次街头演出。这样有利于学校形象的事情，YID高度重视。

　　这批9月份入学的新学员，让她很满意—12个学生，来自7个国家。学院成立5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要在这学习诸多世界性的问题，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妇女问题？怎样防治艾滋病？他们更要学习，怎样让那些羞涩的孩子见到你不再躲开，或是理解力有限的农妇听懂你的培训。

　　69岁的中方院长饶佐的桌子在另一个房间，他不时走过来，用浓重的玉溪口音和Lotte交谈，“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饶在当地学界、政界的广泛人脉，对这所中外合作的学校确实裨益颇多。“好多事，我给我以前的学生打个电话，就顺利多了。”

　　Lotte已经一年多没有回丹麦。在学院的网页上，这位51岁的丹麦女性被宣传为“活着的白求恩”。但她一听到中国式的表扬，总会露出丹麦式的羞涩：脖子一缩，再耸耸肩。

　　这种肯定的方式或许让她不习惯，因为她第一次知道“志愿者”这个词，并从此爱上这个职业，是在7岁的时候——她舞动着一块毛巾在离家不远的商场招揽“生意”，每擦洗一台汽车，或洗一个盘子，便会得到一笔小费。这些钱，有专门的机构交给那些缺衣少食的非洲孩子。

　　44年过去， Lotte仍然对那一天的“启蒙”记忆深刻。“因为大人们从来不认为这是小孩子的把戏，饭店老板开放厨房让我们去洗碗，车主们特地把并不脏的汽车停下让我们擦洗，”她记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丹麦的成人社会对待“义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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