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拿富人的钱，为穷人办事

　　文／高嵩　图／刘通

　　富平学校，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词，“等贵贱、均贫富”，这是中国人悠长遥远的梦想，以前往往通过农民起义的暴烈方式，来表达这种诉求，而茅先生，冀望于温和的制度改良，来予以点滴的推动。

　　比捐款更好的方法

　　10多年楼龄的单元楼，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茅于轼先生的家，北京西城区南沙沟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

　　因为是一楼，客厅光线暗淡，靠墙长沙发对面，夫人赵燕玲凑近着看电视，为了不打扰谈话，声音调到近乎没有。

　　拿起采访者的名片，茅于轼斜对着光线打量。他这两天被各种活动塞得很满：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会议；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峰论坛；政府侵权问题的研讨。

　　网上针对他“帮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争论声也拉得很响。

　　穿着白色汗衫，捏一把扇子，茅于轼此时既不显兴奋、亦不冷淡。

　　“我不怕被骂，”他挥挥手，现在的心思显然不在这场纸面上的争论。

　　40多公里外的通州区，又一批100名从甘肃省贫困山区来的女性，到他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报到。这个学校以小额信贷的方式，帮助进城的农民工培训，试图以制度化、企业化的方式，来尝试大规模的“帮助”。

　　从2002年到现在，甘肃、安徽、湖南、河南，已有12000多位农村女性在此培训。

　　富平，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词，除了谐音“扶贫”之外，是否还有“均贫富”之意呢？

　　茅于轼一再用 “投资”来解读他的扶贫概念：“我是经济学者，喜欢这样算账：一个小保姆的年收入在1万左右，那她消费创造的税收就可能到2000元—多少人获益。”

　　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GDP。茅于轼兴奋起来了：我们才投入43万，什么样的投资能像这样成功？

　　这种满足，无疑支撑了他和经济学者汤敏持续了14年的社会改造试验。

　　“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合法身份。”和因推广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相比，中国模式在政策层面遭遇的瓶颈仍在持续。

　　“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媒体关注的噱头之外，茅先生或许只是在做一个经济学者应当做的事情，“尝试一种经济制度，来解决实际问题。”

　　不要小打小闹的解决

　　“你可以小打小闹解决几百人或几千人的问题，但你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54岁的汤敏认为，在广袤复杂的中国，一定要找到能够解决大规模的、可以推广的模式出来。

　　汤敏刚从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提前退休，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18年前，他从伊 利诺伊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虽然冠着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的工作不仅需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也要到基层去发现有价值的模式。具体项目，远多于研究。

　　2002年，汤敏转到亚行北京代表处工作。他和茅于轼又去山西的扶贫现场考察。那时，他们的小额贷款已做了9年，在当地影响日长，连地方的省长、北京的银监会主席都成了项目捐赠人。但是，在一个缺水的恶劣环境下，要根本改善农民的生活，不太可能。

　　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城市化。富平的家政学校只是整个试验的第一步—办一所学校，以贷款150元为学费，给贫困农民做一些培训，并帮助介绍工作，减少他们的进城摩擦。

　　他们设想，用小额贷款覆盖进城农民工上升通道，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做点小生意立足。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提供一次培训。让他们收入达到2000或更高的话，他们就可能在城市真正居住下来。

　　“1993年前后和我们差不多同时办的小额信贷项目，在蒙古、柬埔寨和老挝都成了规模最大的银行，而我们只是从一个村扩大到三个村。”

　　提到这个对比，汤敏语气有些遗憾。他和茅于轼的想法，遭遇诸多制约，政策上的、资金上的以及人才上的。

　　“当然，在金融这个特殊领域，更多是制度上的制约。因为，我们的金融改革步子还是不够快。”

　　公益组织里的职业CEO

　　茅于轼和汤敏的设想，变成现实，依靠的是职业的“慈善CEO”。

　　“但我不是做慈善。” 富平学校项目副总监邢文毅评价自己“很不NGO，但这是我的职业，我是吃这碗饭的。”

　　5年前，她刚离开工作6年的外企，去尝试为一个智障儿童足球赛做义工时，并未设想泛理想色彩的非盈利机构会成为她的职业。

　　富平学校理事会成员大都由她出面联络，这包括中国日报前总编辑朱英璜、联想董事长柳传志、经济学家吴敬链、林毅夫、张维迎，学者资中筠，SOHO董事长潘石屹等知名人士。

　　此外，她的联络名单，还有一个容纳了26家企业的公益沙龙，包括壳牌石油、戴尔电脑、微软等跨国企业，也有国内的民营公司。

　　“个人与机构的职业化会是中国很多非盈利机构的瓶颈，”邢文毅说，“我们是吃这碗饭的，要把它当职业来做，而不是当热情来做。”

　　邢文毅虽然现在很少去通州了。但每过一段时间，那里就会迎来一批新人。

　　8月6日，新的一批甘肃农村女子坐火车到了。当地政府希望和富平合作，把甘肃进京从事家政服务的女子数量突破万人。热爱数字的地方政府将这称为“万名陇原妹进京。”

　　36岁的胡秉莲第一次来北京。到的当晚，她就给在景泰县农村的家人打电话：“是北京，到北京了。”胡秉莲家有10亩地，“但换不了多少钱”。

　　“孩子大了，要读书，开销大了。”曾在当地县城饭店打工的胡秉莲看起来比那些18岁的小姑娘要老练得多。

　　她曾小声问同伴，“咱县上的人说， 是一个姓 ‘毛’的搞经济的，让俺们来学习的。他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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