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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循环经济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 | |||||
| 作者：张天柱 文章来源：中经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8-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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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国家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能源紧张等问题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再不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寻求精细的经济增长模式，失去资源和环境依托的经济增长就会缺少后劲，大起大落的风险就会加大，难以实现平稳增长。正因如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循环经济是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的传统工业化生产是单向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经济，需要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而循环经济模式可以解决当前及今后人类面临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将以ＧＤＰ为导向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变为一种融入生态法则的循环经济模式，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创造和变革。面对国际上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化这一历史机遇期，积极转变传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方式，才可能在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上大有作为。然而，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循环经济缺少正确的认识。本文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传统经济增长的理论特征、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背景、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绿色市场机制的培育创建、以及循环经济启动实践的联想等不同层次侧面，围绕为什么、是什么以及怎样做等问题对建设循环经济进行了思考与分析。 面对着我国既要经济“翻两番”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护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压缩式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这不仅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已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以透支地球资源、依靠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是错误和不可持续的。伴随着以新型工业化推进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我国重要战略任务的实施进程，以循环经济探索我国变革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科学地认识循环经济并进行实践，对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经济社会的基本生态特征 从人类发展观的演进变化看待认识人类经济社会自身的生态缺陷特征，对深入理解循环经济是富有启发的。发展，作为人类的追求与实践，存在着种种理论概念与解释，其内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在逐步拓展。概括来看，人类的发展观，大体沿着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次扩展并交织于一起而不断深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增长或说增长，一直被认为就是发展，并始终作为发展的同义语。普遍奉行着的追逐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张正是这一发展观的典型写照。其间，虽然出现了以结构变动考察发展的认识与实践，可这种对于发展理解上的改进，不过是经济增长概念上的宽窄之分。二战后，鉴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效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时，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分配不公、大量失业、两极分化等“有增长无发展”的严重社会现象，社会因素受到关注并开始进入发展的视野。然而这一以发展含义的延展，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依然属于经济范畴中的问题。自七十年代来，衣食健康、文化教育、乃至自由尊严等以人为本的多种社会进步因素逐步系统地反映到发展的内涵中，从而使人类的发展观明显突破以往纯经济的框架，进入了一个结合社会考虑的广泛而深刻的实践过程。但显而易见地是，纳入社会考虑的发展观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在发展中的传统本质。伴随着人类以增长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幕幕令人震惊的资源能源耗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情景，以及自然界反馈给人类生存发展的种种威胁报复，使得人类的发展观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在对人类自身行为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界间相互关系的沉痛反思中，人类的发展观又一次产生飞跃。以１９９２年的环境与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为标志，涵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因素三维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今人类向往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 如果从人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看，人类发展观的内涵演变表明，以往基于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发展观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系统自身内部的发展矛盾问题；而今综合经济、社会与环境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观，则突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与其外部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冲突协调问题。可持续发展这一当代全新的发展理念，为人类对发展的认识与实践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只有坚持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外部大系统这一基本出发点，遵循利用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空间的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医治人类系统自身长期滋长生成的基本生态缺陷，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人类的长治久安。 纵观迄今为止、特别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人类发展历程，以传统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体系模式，其生态缺陷突出表现为： （１）割裂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联：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人类经济社会只是生态环境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并作为生态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来运作。但是，已有工业社会以来的基本认识与实践，并不顾及生态环境系统自然法则的制约，视人类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行为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独立无关，将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系统的运动，概括为可以摆脱系统外部条件而仅由经济系统的价值流规则所支配，甚至将其进一步异化到排除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而能左右世界一切的地步。其结果，使得人类社会从根本关系上明显突出地表现出与自然生态系统格格不入而严重矛盾冲突的境地。 （２）线性单向的物质代谢模式：生态系统通过自身不断的物质循环运动，维持着生态平衡，并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现有嵌入生态系统的人类经济社会，特别是工业系统，为追逐资本的不断循环增殖，一直信奉沿袭着资源—生产／消费—废物的单向线性的物质代谢方式。在有限的生态大系统的承载能力下，毫无节制地从地球上攫取着资源能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又通过粗放扩张型的生产方式和日益膨胀的消费行为，将大量的废物抛入环境，不断加剧着地球资源能源的危机，引发着各种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３）生态机能残缺的经济系统结构：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三类基本成员及其共生结构与营养网络形成的生态系统，通过物质能量的梯级传递与循环利用，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物质转换与动态平衡。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支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本出于经济与技术方面的组织导向，整体缺乏与生态系统共生相容的构造功能，从而极大地阻碍着在资源能源开发及其加工制造生命周期全过程上的耦合关联与综合利用，严重制约着类似生态系统那种以“废物”为营养、广泛多样的“分解者”的生存发展。进一步，以单纯提升经济为目标而推进的结构转换变化，基本很少顾及结构本身生态特性的改进，从而结构转换的高度化往往造成着人类社会对资源环境更精确化的巧取豪夺，导致着更广泛深层次的结构性资源环境问题。 具有致命生态特征的人类系统，极大地冲击破坏着它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统一协调，进而严重危及恶化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根除人类系统自身的生态缺陷，变革长期支配人类社会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这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成功行进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及转变增长方式的反思 长期以来，不断推动经济的增长一直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尽管现存生态系统尚未完全窒息人类的经济增长，然而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人口与需求的激增，日益使环境资源的匮乏成为现实。工业化过程中不断爆发出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一再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各国宏观经济始终追求的一个集中目标。对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一般，经济增长可定义为“一国或一地区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在实际核算中，常以给定地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由于ＧＤＰ增长率是表征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对经济增长更通俗的解释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或者，有时也可看作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大量的经济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它取决于一个经济系统的总供给能力，而这种总供给能力从根本上说又取决于一个经济的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这就是被经济学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在经济学里对“资源”概念的定义阐述上，似乎也将自然资源包括在资源范畴内，但实际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或实践却极少考虑自然资源问题，它们被视作为一种“既定”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在早期经济研究中以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很少涉及矿产、水、空气等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虑。事实上，迄今为止，无论是早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乃至新经济增长理论，始终都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贡献拒之门外。经济增长领域一直是无视自然资源的资本积累、劳动增加、技术变化、以及制度、结构等因素的一统天下。 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展前进的。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特别是其物质生产活动，始终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依托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能量。面对这一基本事实，联系到上述所指出的经济系统的生态特征，不难理解，将自然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处理成经济领域的“既定”事物的前提，并且它们不被作为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践，实际上只不过是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的代名词。其本质正是长期割裂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联系作用，将人类社会从生态系统中孤立出来，并视资源环境可无限任意取用的变相反映。其结果，以ＧＤＰ为唯一表征的经济增长，在剥离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制约下犹如脱缰之马，无顾忌地驱使着人类经济社会向其外部生态环境肆意冲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推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关注的重要内容。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产出。换言之，所投入的要素如何组合与配置，直接关系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正是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方式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效率和发展状况。根据这一理解，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的诸要素的贡献大小与配置。因此，经济学中将总产出即ＧＤＰ的增长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另一种则是投入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产出效应。进而，对应这种区分，可表征为粗放外延和集约内涵型两种增长方式。要素的增加等于粗放外延方式，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与集约内涵方式相当。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基本是一种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而后者则为一种质量效益型。由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被理解为是由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内涵增长转变，也就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 一般，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会带来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排放的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社会与其外部生态大系统的“错位”关系，依然置资源环境于“既定”的地位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内涵因素，那么提高资源环境“生产率”方面的考虑，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不必顾及。即使是质量效益的提高，也是出于经济角度的衡量。我国曾有过的经历一再证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结局往往还是以忽略、实质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长期以来，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尤其是结合资源环境条件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没有引起我国的注意。“八五”期间，我国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出的原因是，经济增长遭遇了资源环境难关。“因为按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煤炭消耗的弹性系数来计算，到２０００年，煤炭的需求量将达到１５亿吨左右，这是环境所不能承受的。仅酸雨对农作物和生态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抵消掉工业增长带来的效益。”然而，最终问题处理的结果是：给增长速度让步，将生态环境弃置到敲边鼓的位置。到了“九五”期间，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注形成共识，并与转变经济体制一起，作为“九五”期间必须要求实现的两大转变，写进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九五”计划纲要中。自１９９６年到现在的七年多时间，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可是，不能不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囿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束缚，资源环境变量不能进入生产函数，成为投入要素或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因此在如何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增长方式转变上，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乃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传统经济内生因素的考虑。伴随着日益突出的巨大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压力，近年在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程度开始上升，但也不过是将它寄篱在与各种传统增长因素相并列的“可持续发展”名下，资源环境变量游离在经济增长概念与实践之外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既然连可持续发展都不能迈进经济领域的核心舞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源环境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最多只能处于跑龙套的地位。事实上，时值近期我国凸现出的再次燃煤数量攀高及其可以想象的二氧化硫排放，不正反复深刻地暴露着这一问题的本质吗？显然，在传统经济增长概念中对自然资源环境因素的排斥性前提，这是使其难以跻身这一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的根本原因。可喜的是，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大发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号召，并将新型工业化明确表达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这样一种令人振奋的前景。明显，这一包容资源环境考虑的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内涵，终于使得在以工业化表征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的方式中，为资源环境敲开了扮演经济增长内生要素的大门，使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组成。更令人振奋的是，当前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指示，无疑进一步为全国向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出了动员令。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指明，如何将资源环境因素切实综合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这正是我国亟待解决的探索性问题。 三、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 人类经济社会虽然具有自身运动的经济规律，但它不能免除自然规律。如果经济子系统的运作，不能与地球生态大系统相互协调，势必两败俱伤。因此，依据生态规律，从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上对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各国发展不容回避而面临的重大挑战。发展循环经济，正是协调统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相互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循环经济，它是从资源环境作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经济社会是生态环境的子系统这一根本认识出发，以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相容为目标，依据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代谢循环模式而创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与形态。明显，将物质代谢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减小人类社会输入输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冲击压力，关键在于针对导致线性代谢系统中的基本变量，即支配传统模式中的生产／消费行为实施变革，或者说对传统经济体系的增长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但是，这种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以往的内涵不同，它要求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体系内并作为它的基本要素，采取依靠提高资源环境生产率，通过不断减少生产与消费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以及废物产生排放，去实现经济系统的产出增加与效益的提高。不难看出，这种转变，是一种向着融入资源环境因素、革除经济体系生态机能缺陷的转变，是一种向着不仅要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同时还包括获取资源环境效益的综合效益型经济的转变。如同新型工业化所表达的，“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正是对变革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基本质态的表征。换言之，转变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实质也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 循环经济建设中，有效地实施这一转变的基本任务是，推进产业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发展并向着生态产业系统演进，借以不断改进提高经济体系的生态质态。由此，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就可归结为产业的生态化，即采取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与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围绕以产品与生产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系统进行生态结构重组转型，促进产业系统的生态质变。这里，结构的重组转型意味着，它不仅以系统的生态质态改进为目标，而且包含在系统质态改进基础上向着更高的结构提升与演进。以产业结构生态化重组转型为核心内容的生态产业建设，将内在地支撑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循环经济体系形态的形成，同时也会有力地促进着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与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意味着在社会生产消费的物质层面上考虑对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变革。伴随着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循环经济建设发展的制度条件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循环经济的概念中，一个隐含着必不可少的有机内容就是围绕“绿色”市场的培育发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循环经济的建设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体系形态，是当今人类发展观处于巨大转折过程中，对传统经济模式发出的变革挑战，既不等同于传统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也有别于通常意义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它是一种使资源环境要素与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的可持续“经济”，或者说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把循环经济的实质表达为新型工业化，进而将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以产业结构重组转型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建设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 当前，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扑面而来的循环经济浪潮中，明显流行着一种把循环经济演绎为种种“循环”形式的倾向。很容易看到，现有对循环经济概念内涵的理解表述，大都是在转变生产与消费线性模式（或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高度下，转而将其有效内容缩微落脚到（生产／消费）废物利用的循环二字上。这种把传统模式（或方式）转变实际等同于废物循环的循环经济解释逻辑，极大地抹杀弱化着循环经济的深刻本质与丰富内涵，导致循环经济成为“矮子戴高帽”的尴尬角色，而难于在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舞台上担当重任。一段时间来，我国循环经济的推动中，不断掀起着对传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口诛笔伐，以期促动“转变”。然而眼下，面对新型工业化敞开的大门，用循环经济变革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真的来了，结果却既不从根本上触动传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内在机制，也不谈对新型工业化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反将循环经济集中导入以“循环”为基础的各种“圈”“链”设计，这不能不感到叶公好龙并非寓言。 依据生态规律转变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绝非望文生义，用简单、形式化的理解而描述成仅是在经济社会体系中构建各种“链”与“圈”，片面无条件地追求废物的资源再生循环，刻意使人类经济社会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针对这种“循环”问题，正如国际著名工业生态学学者Ｅｒｎｅｓｔ Ｌｏｗｅ和Ｓｕｒｅｎ Ｅｒｋｍａｎ所指出，“按照自然系统的类别进行设计的方法具有很高的潜在价值。而随后对它的大部分努力都十分幼稚和充满了陈词滥调。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个组织的废物可以变成另一个组织的食物等等。”“多年以来，物资的回收利用挺时髦，人们甚至将其说成是一剂万灵之药。自然对于任何旨在封闭物质循环的政策而言，废料重新利用是根本的根本，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两个事实：第一，废料再利用肯定会有益于稳定，甚至减少物质的流动，但不一定必然降低其速度。甚至相反，废料重新利用有可能加速物质的流通，这会产生恶性循环效应。第二，以目前方式进行的回收利用本身往往是一种污染比较严重的处理活动，需要消耗能源，将许多物质排放到环境之中。” 事实上，仅就结构性污染这一我国普遍公认的环境问题基本特征看，如果不能从传统经济自身内部迎面直击，一味地依靠“循环”而在旧有的体系模式上修修补补，显然对切实有效降低资源消耗与废物产生，提高资源环境生产效率于事无补，最终恐怕只会落入隔靴搔痒的无奈结局。退一万步，对于废物问题，姑且不论它们产生得是否合理应当，即便对不可避免的废物建“圈”构“链”，这也应该在循环活动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进行才是。 更深入地讲，在地球这个生态大系统中，其任何子系统都是开放性的。作为生态环境大系统的人类社会子系统，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一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从人类经济社会自身看，它应是一个能够减少对外界资源的索取、优化能源的使用、促使各种废物的再生，对其物质代谢过程具有反馈循环机能的子系统。从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系看，它又应是一个可以连接合理参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并与其协调相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抛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简单地将人类社会构建为自我封闭的循环体系的认识和做法，其本质仍是在用孤立而不是系统联系的观点处理人类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相互关系，只不过它从传统上无视外部生态系统存在而割裂人类社会的极端跳入了封闭人类社会子系统而使其与生态系统隔离开来的另一个极端。 对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废物进行再循环，只是遵循工业生态学原理而体现的内容之一，但“循环”绝不等于工业生态学，更不等于转变增长方式的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核心之点在于从经济发展上通过产业结构生态重组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创建一种由全新的生产消费方式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以改进提高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生态化功能质态。这一体系模式，不仅具有自身物质的循环反馈机制，也能合理有机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和谐相容、统一共处，这才是科学合理地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含义。 四、开放经济中的“绿色壁垒” 贸易作为经济分工的产物，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成为开放经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到的，“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当前，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５０多年前所描述的情景正在一步步实现，打破经济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正在不断推进着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两种资源”并发挥“两个市场”作用， “两头在外”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繁荣了我国的经济。但是，当感受与获取开放经济的硕果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共生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考虑也正日益构成为国际市场规则的明显内容。我国的循环经济建设需要在国际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深化认识。 自７０年代，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开始讨论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作为主要贸易壁垒形式的关税逐步降低，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余地日益变小。相反，绿色壁垒，即在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关注下，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和技术法规，限制他国商品进口的趋势则不断增强。１９９５年，ＷＴＯ成立。随之，在总理事会下组建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ＣＴＥ）”。并在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ＴＢＴ）、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ＳＰＳ）等与环境健康有关的条款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将环境纳入贸易领域的步伐，开始重点围绕多边环境协定（ＭＥＡ）中的贸易条款与ＷＴＯ的关系、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与环境相关的税费、产品标准、技术规定、环境标志与ＷＴＯ的关系、《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与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磋商讨论。一段时间来，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些发达成员一方面出于国内对环保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建立ＷＴＯ新规则，使对其有利的、尚处于“灰色地带”的一些环境壁垒合法化，不断推动贸易与环境议题的谈判。虽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抵制在ＷＴＯ中讨论环境问题，甚至曾使发达成员国在１９９９年ＷＴＯ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西雅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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