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内容提要】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生态文明　生态阈值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只有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

　　科学发展与国情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保持了10%左右的快速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传统要素资源的投入，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是，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相对比较缺乏，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惊人。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中环境代价太大的问题。二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临近生态阈值，难以支撑当前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技术扩张。三是，产业要在国际上开拓市场，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靠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优惠发挥“成本优势”，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进行研发产生“技术优势”，然后自创名牌，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品牌优势”。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仍处在“成本优势”为主的阶段，必须加强原始自主创新，尽快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过渡。四是，国家安全受到挑战。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的设备投资有60%以上要靠进口，更何况涉及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就是花再多的钱别人也不会卖给我们。同时，我国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也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先进技术和主要资源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受到一定威胁。

　　科学发展与机遇挑战

　　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目标，尚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难度之所在，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加快重组，国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中，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的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润，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承受随之而来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二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导致资源能源消费增加。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大都走过一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能源和重要金属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出现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年日本也是如此，1960-1970年日本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21，成为日本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我国已开始实行新型工业化政策，坚持走出一条有别于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路。重视重化工业的层次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避免少数地方盲目发展和引进重化工业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造成资源能源的双重压力。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时并举。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有一段间隔的。我们根据中国国情，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两者兼顾。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如果不提高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势必导致资源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增加，基础设施规模加大，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较快增长。加之，生活模式明显改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标志的能源消费升级，是导致能源消费强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完善。如何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市场经济完善的表征之一，应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现象。我们过去迷信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力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色彩的逐渐淡化，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成为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不能过于迷信市场，市场并非万能的，它对自动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的调节是有限的。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要加以引导和完善。

　　科学发展与借鉴提升

　　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借鉴和提升了世界多种发展理论，并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回答了在现阶段的中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和怎样判断发展的标准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

　　（一）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西方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在他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把蛋糕做得大些”。增长、发展、进步三者是同义词，经济增长就等于经济发展。在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指导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实践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体制等没有明显进步，相反却出现了诸如人口膨胀、城市贫民窟蔓延、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农业停滞不前、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生态危机等大量严重问题。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无发展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同步的发展观。到20世纪70年代，在关注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之外，发展理论越来越强调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改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虽然经济进步是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除了收入和产量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囊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

　　（三）可持续的发展观。1988年，联合国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指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只有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出路。“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应当学会珍重自然，爱护自然，把自己当做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

　　（四）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逐渐流行。以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开始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机构自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在引导各国把发展目标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人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问题有一般性，更有特殊性，有继承性，更有时代性，是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成的发展理论的。应把时代的特征、中国的特点、发展的特色、自己的特长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当今世界发展理论的精华，在深刻认识本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文明”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我的协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是否被人类开发利用为前提。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其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但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头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很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建设生态文明，是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五大，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生态文明。四个文明要一起抓，使科学发展不仅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意义，更体现出了价值理性的光辉，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性新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作者：国务院参事、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