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与文学盟约
无悔的牵手：生态批评与文学的契约
无论我们怎样界定，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乃在于运用生态智慧以探讨文学中的生态旨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生态批评与文学形态的契约。而且，这种契约是本原性和前瞻性的，也可以叫做天然盟约，因而也算是“无悔的牵手”。
一、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则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映。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格与心态都十分健全的现代“生态人”。反过来说，人之活命，必须生活；要想活得好，离不开科学；要想活得富有诗意，还需要艺术上的精神滋养。这一点，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得很清楚：
在许多方面，人是尽力抵抗同类与自然界侵袭的动物。他 必须张罗食物，衣著，住处，同寒暑，饥荒，疾病斗争。因此他耕田，航海，从事各式各种的工商业。——此外，还得传种接代，还得抵抗别人的强暴。因此组织家庭，组织国家；设立法官，公务员，宪法，法律，军队。有了这许多发明，经过这许多劳动，人还没有越出第一个圈子：他还不过是一个动物，仅仅比别的动物供应更充足，保护更周密而已；他还只想到自己和同类。——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才开始一种高级的生活，静观默想的生活，关心人所依赖的永久与基本的原因，关心那些控制万物，连最小的地方都留有痕迹的，控制一切的主要特征。[19]
亦即说，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非但不是反生态的，恰恰是人类高级生活的必备内涵。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文学虽有广狭义之分，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显然是指以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书写内容和最高指归的文学类型，即狭义的生态文学。王诺认为，“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19]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直面生态危机和生存环境，继而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文学直接掀起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全球性生态思潮，让世界逐渐修正了发展方向，使人类有望回到与大自然同走一条道。
王诺的界定比较严格，展望也较为乐观，但我们略加考辨便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写作可能远远早于生态危机的全面彰显，生态文学的实践也远远早于生态批评的文化默契。陶渊明、徐刚、哲夫、苇岸、梭罗、卡森、缪尔、华兹华斯、利奥波德、艾特玛托夫、卡尔逊、普里什文等作家不失为古今中外生态文学创作的佼佼者。除《兹拉他日记》、《复合污染》、《家园》、《瓦尔登湖》、《世上本无害虫》等知名生态文本外，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以5卷15部计210万字的容量，重力推出了米·米·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文集》。该文集旨在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吻合”，它的有关部分与亚欧美的其他生态文学一起，再掀生态文学话语的全球性高潮。
具体到中国，除生态散文、生态小说和生态电视之外，生态报告文学的成就可能最为引人注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挽汾河》、《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生存与毁灭》、《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渴》、《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我将飘逝》、《酸雨》、《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共和国告急》、《第二国策》、《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人和自然保护区》、《守望家园》、《善待家园》、《绿色宣言》、《地球传》、《别让地球再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纷呈亮相，以文学化报告的方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20]上述远未尽列的生态报告文学，无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生态文学的主力方阵，是它们扮靓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时代舞台。就作家而言，哲夫和徐刚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他们好比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星空熠熠闪光的“双子星座”，给新世纪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精神诉求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批评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指向的伦理性批评思维，这与任何真正的文学诉求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为，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21]
这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的审美经验从何而来？生态文学的精神诉求何在？生态批评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源自人与环境间的和谐感受。所以杜威说，审美经验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当然，这包括文学形态中被艺术强化或“陌生化”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诗经》中所渲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情景至今令人神往。老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后人所景仰，《管子·五行》也早就载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信条。”[22]这种天人相谐的大美、至美感受的获得，取决于人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意识，受制于人类真诚的感恩心理和博大的道德趣味。正如A·施韦茨所说，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取树上的绿叶，不折断一根花枝，就连走路时也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体现于这种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经验难免带有苦涩的意味。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唤醒我们周围那些被严重异化的“沉默的客体”，恢复其在场性主体身份和说话的权利。
或许，正是这种苦涩的意味，才保证了生态文学艺术价值的饱和化乃至超值性实现。这再次验证了弗莱关于艺术价值在于“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的命题的可靠性。也正是这种可靠的苦涩意味，不仅宣告了生态文学的极端必要性，而且从情感、道德、学理等诸多层面促成了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因为，“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的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的观念，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扩展人类的伦理，开拓人类的观念，向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23]自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携手合力，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共同守卫着自然的尊严、环境的和谐、生命的依据和宇宙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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