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与文学盟约

    三、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
    生态批评勇敢正视全球化时代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关注生态，尊重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于苍茫的宇宙间显示出卓然的智慧风采。
    作为学科形态的生态批评虽然相对成熟于新旧世纪之交，但朴素乃至坚定的生态思想却始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沉淀在渊远的中西哲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消解了人与自然在现实中的矛盾对立，而出现了物即心、心即物、情即景、景即情的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浑然一体的美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很艰苦，生存环境很艰难，但文学作品中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12]中国儒道元素中，蕴涵着进步的生态思想和生命信条。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13]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见下图）[14]。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
    西方的情形与中国有所不同，按照阿伦·布洛克的说法，“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的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5]这是就宏观模式而言的。具体到自然层面，西方那些具有普世关怀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也始终谋求着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直至今日的生态批评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世界生态批评史上的宝贵遗产。马克思既承认“物种的尺度”，也没有放弃“人的尺度”，其“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思想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遥相呼应。恩格斯则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同时认为，随着“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人类就愈来愈“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6]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曾极力主张“土地伦理”，并解释说，所谓“土地伦理”，“是一种人和所有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共同体的感情，它代替了那种沉闷的、仅仅从经济上考虑的对待土地的态度”。[17]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仅有“大地伦理”或“太空伦理”是不够的，我们应建立的恰恰是超越二者之上的“地球伦理”和“宇宙伦理”。生态批评借鉴人类关于宇宙思维的积极成果，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盲目主张“自然中心论”，而是充分尊重并积极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力主建立共享、互惠、和谐的资源体系和生命伦理，其当代与未来价值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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