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
应淡化户口的价值
《环境与生活》：您所说的“城市接纳制度”，是否主要是指户籍制度？
李强：推进城镇化或者说农民市民化，首先面对的就是当前我国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其实，户籍制度建立之初，其主要功能是进行人口信息登记，了解人口情况，进行身份证明，维护社会治安。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户籍开始逐渐地与各种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基础，而户籍管理的目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保证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户籍管理开始逐渐地朝着加强控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方向发展。因为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所以已成为当前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瓶颈。我们有两个建议，一是未来户籍制度改革应逐步转换户籍功能，把人口登记和公共服务的功能放在首位，将人口迁移管理和控制功能进行弱化，使户籍制度向更加有利于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改善公共事务服务的方向发展。二是逐步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利益，淡化户口的价值。
《环境与生活》：“淡化户口的价值”，这个提法很新颖。现在的户籍制度，似乎是把人分成了不同等级。
李强：事实上，户口等级差异之所以会形成，其根本在于户口中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利益，进而导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户口价值出现等级分化。近些年来，虽然各地户改都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所以并没有使户口的价值意识淡化，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依据难度大小逐步使其与户口“脱钩”，为户口“减负”，淡化户口价值，消弭户口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从“注重形式”向“更关注内容”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从“注重数量”向“更关注质量”的方向转型。
当户口中附着的利益越来越少时，户口价值意识就日益淡化，户口的等级差异就会消弭，农民市民化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以子女教育为例，子女教育无疑是当前户口中最核心的利益。如果子女教育能与户口逐渐“脱钩”，不存在户口的限制，那么势必为农民工市民化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相反，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也会阻碍市民化的进程。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是渐进的过程。在现有条件下，放开中小城镇的户籍限制，应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警惕大城市资源环境超载
《环境与生活》：有数据显示，北京每年的新进居住人口多达60万以上，而这样的速度连续呈现了1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现在国家主导的城镇化方向，会不会使许多大城市的资源环境超载，最终不堪重负？
李强：我国巨型大城市的人口超载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使得我们在政策上处于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试图淡化户籍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没有户籍的约束，巨型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超载。解决的出路只能是大力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课题提出积极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如果有发达的县域经济，人们就会到附近县城就业定居，而不是远途迁移。大量的转移人口进入县城和中小城镇，可以大大缓解巨型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当然，这需要切切实实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域的就业机会。
一个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庞大社会阶层，必然给中国城市发展增加不可估量的政治成本。所以我认为，“就地市民化”或“就近市民化”，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市民化路径。一方面，让部分农民到中小城镇进行市民化，可以缓解大城市存在的巨大人口压力，避免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是过高的；而中小城镇的生活成本则相对较低，更符合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
所以，全面放开中小城镇的户籍政策，降低户籍准入门槛，给农民就地或就近市民化创造条件，应当说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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