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些基本定义

    在开始论述我的观点之前，我有必要对论题中相关的概念及所涉及的范围加以说明。我的说明或许不够充分，但正如思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可是对于日常应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十分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城市和乡村等。”与《环保法》中环境定义的广泛性不同，在此论题中笔者所言及之环境是指影响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多变性的天然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意即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与发展的生存和生活的地方。决策指一系列有关制定实施和评估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活动。政府决策是指大政府（人大，行政，司法及其各相关机构）所进行的决策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政府活动的核心。在当前情势下，各个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环保活动的方式和功能不尽相同，因此其政府决策的背景和效果相差迥异。而政府如何进行科学决策,亦是一个众说纷耘的话题。“理性决策分析家和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家在决策分析的许多场合都有重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分析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所谓的‘科学决策理论’，以服务于实际决策者”[2]，政府如何在环保活动中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决策（主要适用于祖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暂不纳入讨论范围），是笔者探求问题的关键所在，亦是笔者希有助于实际决策的尝试。本文拟从影响政府环保决策的相关因素出发，探求政府环保决策的科学性。

    三、当前环境保护活动的运转状况及其载体浅析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历时不长，而且由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自我总结和学习别人的基础上开创出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国外环保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等相比，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我国环保工作所做出的成就，我们先来看一则对中国环境状况大致的总体评价：“大规模，大范围的灾难性生态破坏现象已得到基本扼制，部分地方在采取措施后已使生态环境有所恢复或保持，但全国生态形势很严峻，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点上治理赶不上面上破坏，呈现生态破坏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深，危害在加剧的态势”[3]。由此可见，我国的环保工作尚任重道远，若不快马加鞭从决策层面迎头赶上，后果将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实，一般工业化国家大都经历了由轻工业到加工业再到重工业的发展过程，而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开始便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重工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这就使工业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很高时才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人均收入还很低时就出现了（当然，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只有认识到与他人的不同之处，才能更好地量体裁衣，制定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思路。
    环保活动运转的载体分为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意指政府各相关机构，它主要负责环保工作的统筹规划，以及为环保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技术支持。而非政府组织是指“各种社区活动群体，社会服务机构，宗教团体和其他不计私利而为公众服务的社会群体”[4]。政府组织在各国的环保工作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由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决定的，环保活动本身也具有公益性。而非政府组织力量在环保活动中的作用由于受到规模和地域的限制而各有差别。在我国，类似西方国家的纯民间环保组织很少，虽然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一些热衷于环保者有成立非政府环保社会团体的要求和计划，并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如“绿色之友”，中南林学院“绿源”环保协会等，也有像“中华环保世纪行”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活动，但大多数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仍停留在观望阶段。恰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的环境保护群众运动绝大多数是官方拔款支持的，半官方的、科学技术性的环境保护社团或各种名目的学会，主要进行各种形式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也有少数由部分公民自发形成的反污染活动和义务环保活动，但这些活动一般规模小，声势不大”。[5]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环保活动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比较低，政府的主导力虽然表现明显但在政府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限制下其成果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本应与政府功能相得益彰的民间环保力量又势单力薄，积时待发。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与环保成效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其实是影响环保活动和环保决策的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通过对影响环保活动构成要件的系统分析，然后进行回望与反思，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答案。下面，笔者将就此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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