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影响环保决策的部分要素分析

    政府决策不可能受单一因素的影响，因为政府决策归根结蒂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结果。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或利益团体的心声。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环保决策的各种牵涉因素加以综合，从而获取决策收益的最大化。所谓决策收益的最大化是指一定的决策参与者在某种决策情势下，按照一定的决策程序做出相应类型的决策时所获取的最优结果。对牵涉环保决策的相关因素地分析大致如下。

    4.1 民族文化和公众心理
    在谈及民族文化时，人们往往想到我们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甚至有人将其看作是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当然，历史和文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镜子，但如果将古法照搬为今用，就显得有些许荒谬了。我国很早流传的“天人合一”、“天行有常”等观念，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认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出的，其应用并没有较高的科学性，未能在实践层面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环境的矛盾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在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前进时，有意无意地破坏了环境。当今我国很多环境问题，如西北沙漠化加剧，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加剧等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历史上既已有之。如果非要古为今用，那也只能是用于对现代人们思维的借鉴和启迪。实际上，中华智慧作为古典整体思维的产物，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某种启示(正因为是“潜藏”，故有待今人去“开掘”、“弘扬”)，而不可能提供现在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因为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创建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而且，在生态文化日益壮大的这个时刻，很多学者在对各种“环保”思想研究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唯心性和形而上学性。一些学者就把“天人合一”观的实质揭露的淋漓尽致：“目前主张天人合一，实质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了环境问题的矛盾时，不是去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谋求问题的解决，而是企图走复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老路”、“实际就是认同老子的‘自然无为而无不为’”。[6]我在这里并不否认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只是说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政府在进行环保决策时要仔细加以研究和对比，把握古人思想的主脉和实质，以期有所创见。如美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在其著作中所述：“面对人类未来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基于儒学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积极推动理性和人文教育，使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与方法思考能够做出创造人类万世太平与可持续繁荣的贡献。”[7]我认为其就是正确处理历史与现代当中的一次有理性的思维尝试。此外，适时地将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借鉴，可以实现中西合璧和优势互补。如就伦理层面而言，中华智慧中注重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的精神，而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而中华伦理“成圣成贤”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正。
    公众的环保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环境知识、环境心理、环境行为三者往往并不同步，环境行为往往滞后于环境知识和环境态度，而环境心理的真正改观，最终还应体现在积极而正确的环境行为上。环境心理的改善情况明显落后于经济水平的提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破坏环境的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另一方面发扬传统的公众环保心理精髓。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于1995年1月开始、历时10个月结束的《公民环境意识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对我国资源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公众并没有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而随意浪费资源，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各种浪费资源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不良的管理体制造成的”[8]。另外，政府在引导公众环境意识前进时要扬弃不足如“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发掘先进如清洁、节约等。而且，更多人只是关心自己周围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绿地不够等，而对森林的砍伐、野生动植物的消亡，沙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基本不知道或漠不关心，更谈不上关注了。这反映了浅层的环保意识，即“是一种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9]。怎么样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政府决策中必须注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环保意识是环保行为的基础。政府决策在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之后，应在舆论、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加大投入，以获取实效。

    4.2 经济发展与决策要求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只注重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忽视了经济、文化、科技等之间互动的、全面的发展，从而造成了环保工作的畸形，很多环境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占用资源造成的。我们习惯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衡量社会进步，殊不知仅用GDP指标去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缺陷的。正如著名学者兰纪平指出的，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远未完成的国情下，我国的GDP增长依然存在不计代价，不问质量，以恶化生态和社会环境片面追求增长的问题，而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恰恰是在于GDP的质量。[10]另外，据笔者在河南、湖北、安徽、湖南等部分地区所做的调查发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让农民脱贫致富，而不惜牺牲环境利益，结果不仅引起区域环境问题的纠纷,更危害了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农村的长远发展。而作为决策主体的地方各级政府凭借其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速度,竟然获得了上级政府的肯定和赞扬。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最终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挫伤了群众劳动的积极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发展水平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人的最首要权利——生存权。如果环境破坏到人们无法生存的地步，那其他权利和利益又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认识在去年出现SARS危机之后变得更为明显。许多媒体所坚持的SARS既是危机也是契机的观点归因于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反思和对人的生存权的重视。因此，经济发展要让位于环境保护，即在优先进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互动。况且，“人权对于人的普遍价值就是利益、道德、和谐”[11]。所以，环保活动中追求人权实现就是追求个人、国家、社会三者利益的统一。
    任何事物都处于矛盾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样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通过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对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一次利用变为重复利用，由低效利用变为高效利用，走内涵式利用自然力之路，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结合点。同样，以上各种情势要求政府对社会全面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克服短期政府行为，正确评价经济发展同全面发展的关系，并制定新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评价标准。我国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三同步”、“三效益”、“三统一”的方针,这些方针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如果上述方针能得到正确运用。相信在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中不会重演今天许多地方发展的悲剧。

    4.3  科技对环保决策的导向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是大家广为接受的一个见解。但一味的夸大科技的正面作用，忽视现实中科学技术对于环境保护贡献的局限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论调。科学一般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在精神或技术层面得到表现。科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对生产实践的指导，即转化为一种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而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与技术与生产实践之间相互存在着一个时段差距。因而，环保科学理论的先进性与环保工作的先进性之间肯定存在差别。更何况，科技只是一个可以与环保工作齐头并进的手段，二者并没有相互直接的联系。也许有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通过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定会取得扭转时局的成果。我并不否认这种看法，而且与笔者交换过意见的许多人也大都持此观点。而且笔者始终相信，环保的最终成功肯定少不了科技的功劳。但现实的困惑是，往往随着科技的产生，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又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问题产生了。个人主义的知识论认为，知识只是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是无数个人知识的总和。这些知识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中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13]由此可以看出，科技作用的正确发挥要靠一定的科技管理体制的制约。制定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生产技术进步的宏观和微观政策，政府责无旁贷。同时，政府可以依据高新技术的强渗透力，使高新技术与环保产业融合生长。有学者指出，技术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系统是基础结构，经济系统是主体结构，技术系统是将二者联结和融合成为一体的中介环节，只要有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和物质能量循环转化的过程，就有技术的中介作用。[14]”但人是技术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呼声很高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能否有效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作为评定标准的功用。
    此外，在下面笔者论及的科技可以作为发挥市场主打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时，可以看出其对于环保活动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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