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可持续发展与政府决策

    “正义性或公平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属性和特征，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2]。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子孙后代的需求能力造成威胁。在人类历史上，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一些文化中便形成了人类能够战胜自然的观念。他们开始毁灭森林，任意杀戳动物，破坏大自然。结果，特别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反思。在反思中，人们发现，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并不是同步进行，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增长并不自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其增长又不能保证一国或地区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另外，传统的增长概念忽略了全面经济发展所包含的远为丰富的内涵和增长的目的。这就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心寄希望于可持续发展上。
    可持续发展要求政府决策时要考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运用政策手段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但在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中，很少体现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技术指标，尤其是缺少定量的要求。有些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还不能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把环境保护纳入产业政策；对于本行业国内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也不能说非常明确，从而使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作用实施落空。以近年来推行的清洁生产为例，由于生产经营成本与理论不相符合，普及较难；偶有成功，也是属于高损耗低效企业的改制特例。
    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制定科学的规划，搞好环境的宏观布局。当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但其基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可持续消费所表述的：“必须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或使用替代品）而不是改变消费水平（减少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来改善环境。[33]”简而言之，可持续与发展之间就存在隔阂，怎么样处理其间关系，相当困难和重要。
    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如在西部大开发中，就“应把知识资源开发放在首位”[34]。对于怎样更好的利用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还应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

    九、政府环保决策的局限性

    环境保护是一项跨行业、跨部门的系统工程，政府在决策时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是由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的。此外，自然又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这就给决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导政对决策结果预见性不强。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早在解放初期实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忽视了自然应力的规律，结果给环境带来了相当大的破坏。时至今日，许多地方仍就饱尝当时决策带来的困苦。另外，人们在环保方式上的决断亦存在不合理性。如西北地区沙漠地带，本来水源缺少，而有许多人不顾实际情况大肆兴建高需水林木。
    政府较难处理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在优先序的确认上往往以经济优先为主。国际环境变幻莫测，对于国内决策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知识的扩展和无知的扩展是同步进行的。人们迷信科技进步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理性的傲慢。这种理性的傲慢其实有一种工具理性乃至社会工程的观念，就是认为，我们有头脑，我们聪明，我们有好的众多的科技人员，我们可以一套好设计可以适合子孙万代，但是就没有完全预料到未来不良后果的出现。可能路走了一半，就没办法再回头了。许多情况下，不决策可能是小问题，而一旦决策了就可能成为大问题。如三峡工程这样非实验性的工程，并不是在一年两年就能体现出决策不当之处的，埃及的阿斯旺大坝现在的状况就很具有说服力。我并无否认其建设的意义，只是说许多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是按人们的意愿进行的。
    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高层次决策者与基层执行者的工作又易出现脱节，而决策者在素质，传统文化等方面所受的影响又各不相同，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环保决策的难度和不确定。环保事业在我国仍属一新兴事业，怎样快速成长并成熟起来，需认真加以研究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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