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治思维规范政府决策

    我国的自然资源法律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25]，所以法律的价值取向大多偏倚，对于维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体现不够。而人大在立法过程中，又比较讲求立法计划和体系，使得环境立法侧重于体系结构；立法的目的有时更多地强调填补环境法律中的空缺，而不是直接针对社会中具体出现的环境问题，而我国公民又没有诉讼的传统，司法部门在推动法律实施方面，力度不够，其结果是，“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缺乏从地方法规到国家法律，从单项领域到基本法这样一个清楚的发展脉胳，法律也较多地充当了许多原则性政策规定，影响了法律的可施行性。”[26]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许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不力。这也要求我们在立法时力求详尽，防止执法中由于出现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使法律规范流于形式。特别是环境立法，由于牵扯到的相关人文、地理、经济、技术等因素过多，更易无功而返。
    虽然经济全球化和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不单纯是经济的，它必然以国家政策和法律变革为先导，同时又进一步推动国家政策和法律变革”[27]，但是，在有些国家，虽然探寻其他外国法律制度中的方法或机制将会给出现幽闭症的法律民族主义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这“还只是学术上的探讨，而对真正的法律实践缺少影响。”所以，融入世界的中国环保固然要制定许多与国外法律相协调，相统一的法律法规，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国情，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政府在环保决策中还应建立健全环境法律监督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因为，环境法制是系统工程，执法只是末端环节，如果法律本身不完善或立法系统出现问题，只会给执法以错误的信号，进而影响到整个环境法制建设。

    七、国外环保政府决策的借鉴性思考

    环境保护应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去照搬国外的模式，任何一种相对成功的环境保护运营模式都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国情不同，同一模式执行起来肯定大打折扣。这是需要我们清醒地加以认识的。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适用借鉴得当，将恰到好处。
    目前，各国环境保护中通行并在立法中得到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有：（1）可持续发展原则；（2）预防污染原则；（3）有效保护环境原则；（4）污染者负担原则；（5）保证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原则；（6）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的综合控制原则；（7）有效控制跨界污染原则；（8）公众参与原则；（9）分级负责原则；（10）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政策和规划的原则；（11）决策要建立在科学数据基础上原则。[28]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美国环境政策的核心制度，在美国环境法中占有特殊地位，并且应用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它规定了环境和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利益和目标，改变了过去轻环保重经济的行政决策方式。199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环境安全技术检验规划》。在美国，对公众参与环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公民诉讼”等行动是环境法有效实施的一个首要因素。
    荷兰环保局能源与环境部的展望项目(Perspective Project)是针对荷兰家庭90年代后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猛增的情况下提出的。通过对12个典型家庭的能源消费模式的分析，提出了一种能够减少30%能耗的生活方式。[29]
    日本力建循环型社会，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政府带头使用环保商品，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环境会计制度，大力构建环保法律法规。[30]此外，在2000年，日本的环保经费达30420亿日元（相当于253亿美元），就相当于我国全年R&D经费的2.3倍。日本政府扮演了制定战略和组织实施相关计划，并加以检查的作用。[31]
    近年来，国际安全非军事威胁因素日益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对环境安全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有关生物入侵，转基因污染转移等话题，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颇多。特别是在2001年11月15日，国家环境安全被推到了极端：当时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宣布，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海平面上升，他们将放弃国家主权，举国移民。环境安全牵扯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