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市场诉求与政府决策
 
    固然存在缺点，如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但也许如许多专家学者经常挂在嘴角上的一句话：市场经济不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就目前来说它是最不坏的一种模式。个中意味，相信大家都不言自明。在我们追求发展所做的努力中，经济进步被视为整个国家进步的标志，这当然存在误区，但这也是我们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不充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而造成的。市场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但我们在运用这个手段时却难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差距被许多学者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认为，效率是衡量市场用作经济时的速度，而公平则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我的这一提法不具有普适性，但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环保的公益性要求它具有利益兼容性。如果一旦丧失对大多数人的公平，那么环境肯定已遭到了破坏，效率在此只能在成就经济发展时给人们带来伤痛。如果按照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19]，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开发强度不能超过环境承载力，即：开发强度/环境承载力≤1，意即经济发展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在必要时要环境保护优先进行。所以，公平在环保中的重要性应高于效率，效率的最佳状态是突出了公平之存在。在谈及具体的市场诉求与政府环保决策时，我将从以下方面展开：
    5.1  正确认识市场在环保决策中的作用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将社会事业视为单纯的社会福利和政治宣传手段而采取非经济的管理办法，无须考虑经济利益，而市场配置资源则要求对一切能够由市场配置以及能够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发展的社会事业都必须等量齐观，由福利型、宣传型转变为经营商业型。市场主体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但由于是分散的单个市场主体，所以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很少顾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市场经济无法解决代际环境问题，无法解决“试错”带来的风险。前者仅靠市场调节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后者则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得到解决。以此及彼，我们在以往的发展观念中，往往强调“人定胜天”的发展思路，而很少去考虑取胜之后环境变得是否适宜人们舒适的生存。我们强调发展汽车工业，但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已被烟雾所包围，拥挤不堪消耗了我们太多无谓的时间；我们强调立足于资源优势，但资源在开发后不久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使得连生存都难以为继。如果一味的任由经济当道和市场调节泛滥，那么以上问题还只是带给我们的环境灾难的冰山一角。由此可见，在市场调节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在行政管制的同时，注意做好环境规划与环境影响评价，注重考虑人们在经济发展以后所应有的人的尊严，注意提供指导和技术服务，确实是刻不容缓。另外，怎么样正确确定适应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国家环境管理责任与权利的边界，发挥灵活适当的决策功用，也是要明确的和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指出，未来我国的产业布局要以人为本，我们应强调科学的发展观，[20]或许真的是给正确处理市场功用与政府决策关系的道路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5.2  环境经济
    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的消息，2002年我国环保产业从业人员达200多万人，产值达2200亿元。与两年前的数字相比，刚好翻了一番。近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部分年份甚至超过50%，目前世界环保产业产值高达6000亿美元，被誉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21]从这则消息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经济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技高一筹。我认为，环境经济要以政府直接控制为主，但在控制方式上应以市场调节为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科技进步机制，推进环境科技基地建设，不断增强学一研一产的能力。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企业的自主创新将由市场规则进行奖励。鼓励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大力培养环保技术服务市场，发展环保咨询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环保主体的环保产业发展新机制。科技可以成为市场中环保产业发挥融资机制能力的一个纽带。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提出当前环境经济十大紧迫问题[22]：中国环境损失的估算问题；环保与贫困的缓解问题；可持续农业发展和成本效益的估算问题；水资源问题；中国工业环境税改革问题；煤炭、林业等资源价格的合理性问题；城市交通模式问题；生物多样性；环境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环境教育与文明问题及将其纳入工商管理的问题。上述问题对于深入思考环保决策，在经济学上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
    5.3  环保的国际化
    当我们加入WTO后，许多贸易纠纷都会被置于世贸公约的机制下进行解决，但一旦有环保的因素夹杂其中，问题就变得有些纷繁复杂了。有资料显示，绿色壁垒给中国对外贸易造成的障碍占各种贸易壁垒总和的比重，已经由原来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23]。绿色壁垒在限制进口方面既受国内人民的欢迎，因为它打着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名义；又令国外的出口者无可奈何，因为它所实施的标准往往本国容易达到，而出口国却难以掌握和应对。我并不十分反对绿色壁垒，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产品的健康级别，但我又忧于绿色壁垒，因为它往往促使大量低质商品返销回出口国或其他贸易门槛低的国家，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伤害。关键在于，我们应制定自己的标准，先用严格的标准生产出产品服务本国公众，切实为本国人民健康考虑之后，再去出口。只有自己尊重了自己，别人才会尊重自己。比如海尔的成功，就有这方面原因。
    展开全球环境合作，亦是一个明智的作法。环境合作的国际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从合作的范围来说，它包含有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从合作的内容来说，又包括技术合作和资金合作[24]。如美国拥有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拥有较高水平的环保技术，而我国则有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巨大需求，有着广阔的环保市场。而国外的投资对于国内环保产业加快技术升级等意义非凡。
    可以预见，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动力主要来自国际关际的协调与发展，国家间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兼容性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了环境保护的共同利益范围。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不平衡，国际环境履约的不协调，未来的国际环境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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