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之战

　　北京的自来水能直接喝吗？

　　半年前，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提问。现在，随着水立方和鸟巢奥运测试赛的先后举办，见识过场馆中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管的韦伦们，再也不会向李提出类似问题。

　　韦伦是法新社北京分社记者。他和来自路透社、美联社、彭博社等外国记者们一样，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环境问题，诸如北京的蓝天标准是否与国际标准一致、沙尘天数如何得到有效控制、北京的空气质量能否符合马拉松等奥运户外比赛项目的要求等。

　　日前，环境保护部通报了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在2006年“节能减排”不降反升的压力下，2007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6年下降了3.14%和4.6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双下降”，首次出现了“拐点”。

　　然而，即便全国装备脱硫设施的燃煤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了2007年的48%，城镇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了60%，中国的环境保卫形势依然严峻。

　　水的救赎

　　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滇池蓝藻。前两次水污染事件分别让哈尔滨、无锡的居民品尝到了缺水的恐惧，而滇池的污染，则让“春城”昆明的形象蒙羞。

　　据水利部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开展的水资源质量评价，46.5％的河长受到污染；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体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在全国七大流域中，太湖、淮河、黄河流域均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海河、松辽河流域污染也相当严重，污染河段占6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日排污量为3000万~4000万立方米，1980年日排污量已达8500万立方米；而目前全国日排污量超过1.5亿立方米，其中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而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2006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公告》称，2006年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占67.7%，三类海水占8%，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4.3%。四大海区9个重要海湾中，除黄河口和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外，杭州湾、长江口、辽东湾、珠江口和渤海湾水体，均为重度污染。

　　近些年，全国各地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年在1600起以上。让人担忧的是，在这背后，是我国水资源的短缺。

　　占国土面积1/3的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水资源不足。在我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6000万人主要因缺水而贫困。

　　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从1980年到2000年，每人享有的水资源，欧洲从4400立方米降到4100立方米，亚洲从5100立方米降到3300立方米；我国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10位，被列为世界13个最贫水的国家之一，且存在分布严重不均、开发利用能力差的问题。

　　由于地表水资源贫乏和水污染加剧，一些地区难免对地下水进行掠夺式开发，地下水超采现象普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形成地下水域性降落漏斗149个，漏斗面积15.8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超采面积6.7万平方公里，占超采面积的42.3％。多年平均超采地下水67.8 亿立方米，导致有的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已达60~80米，华北地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大漏斗。

　　即便如此，我国的水资源浪费仍然相当惊人。

　　目前，我国城市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约为50%。华北地区几大钢厂，吨钢取水量一般为25~56立方米，而美、英、德、日等国的钢厂则在5.5立方米以下；我国每吨纸品综合取水量约为450~500立方米，而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已在200立方米以下；我国每生产一吨啤酒取水为20～60立方米，发达国家不到10立方米。占国内用水70%的农业用水，由于普遍采用漫灌方式，水资源利用率不超过40％。

　　水的救赎

　　一年来，数十家乃至上百家跨国公司上了马军的环保黑名单。

　　“可以放心地说，如果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板上，把马军的头像与篮球明星姚明和银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但那些知道他的人会坚持说，比起一个体育巨星或电影明星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的英雄。”

　　马军当选了《时代》该期评出的“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而《时代》如此推崇马军的原因在于，他于1999年底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该书分析了中国七大流域各自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书中的观点是，如果不能改变而仅仅通过工程措施治水的方针，那中国的很多地区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水资源危机。

　　《时代》周刊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的意义，如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对美国的意义一样，唤起了社会对未经熟虑、不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灾难性后果的担忧。

　　一个月后的2006年6月，马军正式组建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主任。

　　2006年9月，马军带着四五名员工，搜集发布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将来自于环保、水利、海洋、国土资源和渔业等部委统计的鲜为人知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并对外公布。“地图”中列出了2500多家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若干2006年“世界500强”的在华企业。

　　2006年底，马军成功地“出口转内销”，顺利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2007年12月，4000多家企业因曾经或者正在损害空气质量的事实，被马军收集在了刚刚完成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上，中石化、海螺等大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APP、巴斯夫、米其林等国内分公司，悉数在列。

　　“编制水污染地图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污染企业现形，促使排污企业承担起环保责任。”马军表示，“而空气污染地图，则是水污染之外公众最为关心的环保问题。这两方面的污染，是我国当前全面告急的环境问题中，最易为公众关注和监督的焦点。”

　　2008年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开始施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依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应当在环保部门公布名单后30日内，在所在地主要媒体上公布其环境信息，并将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

　　据此规定，天津绿色之友、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等16家环保NGO组织在一起，向13家企业发出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示信”。截至本报发稿，据马军透露，富玮金属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蓝星、天津三星3家公司公开了相关信息，而摩托罗拉、拉法基等10家企业尚未公开相关信息。

　　而从5月1日到现在，马军们新录入的公布信息不达标企业，多达1000多家。

　　环保政治与环保政治家

　　2007年3月31日，“环境公益日”当天，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现为环境保护部第一副部长），带领众人在八达岭地区植树造林。无巧不成书，一阵沙尘暴袭来，潘岳在沙尘暴中无法讲话的照片被媒体逮个正着。

　　无论如何，这张照片都具有特别意义。一直以来，潘岳被认为是国家大力治理环境的“斗士”型政府官员，仅2007年，由其直接推动的环保风暴就有三次。

　　2007年1月10日，潘岳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查处总投资额高达1123亿元的82个环评和“三同时”违规项目。

　　2007年7月3日，针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水污染形势，环保总局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彼时，潘岳表示，“‘流域限批’已是我们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是最后一招，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传统的依赖行政手段的环境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就是融合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和公民参与的综合手段。”

　　由此开始，一场名为“绿色环境经济政策”的风暴开始刮起。

　　按照环保部2007年中国环境质量公告的说法，绿色环境经济政策就是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价格、贸易等多种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提高了电力、钢铁、石化等13个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条件，积极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对总投资近1.5万亿元的377个项目做出了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的决定；对全国9000多个新开工项目开展了环保专项清理检查，对不符合环评要求的1194个项目依法予以严肃处理；进一步严格企业上市环保核查，仅2007年就否决或暂缓10家企业84亿元的上市融资申请；采取“区域限批”、“流域限批”措施，暂停10市、2县、5个开发区和4个电力集团的环评审批。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看不见的那只市场的“手”正在发挥着良好的杠杆调节作用。

　　然而，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文一波多次在采访中提及，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的硬件投入并不向公众想象的那样低，现实是，很多企业的污水处理设备往往是掩政府耳目的“摆设”：相关机构来检查，就启动运行；检查团一离开，设备即停运歇业。为此，他提出，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商，让环保设备一直运转，尤为迫切。

　　在这里，市场机制遭遇了自己的“囚徒困境”。

　　对此，潘岳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接受央视《对话》采访时指出，位子决定脑袋的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环保监管体系的不合理。在环保部成立前，由于各地环保官员由当地政府任命，办公经费由当地财政拨付，在各地政府唯GDP马首是瞻的情形下，各地环保部门的尴尬地位，必定导致其职能行使的有限和乏力。

　　同时，尚需注意的是，我国的环保职能在政府层面也存有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土壤污染归国土资源部管辖，河流污染归水利部管辖，森林归国家林业局领导等等。如何建立跨部门跨流域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实现环保、水利、城建、林业、农业等流域整体性组织部门的联合监测和执法，成为环保总局升为环保部之后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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