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地河连接广佛两地的西浦渡口，水质明显改善，芳村海北村的村民在河边洗野菜。

　　跨界治水

　　省级统筹跨区协作

　　由于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界治污一直是个难题。

　　粤东第三大河流练江，流经揭阳普宁市和汕头潮阳区、潮南区3个县级行政区，从1998年至今一直是劣V类水。省环保厅在公开文件中直指，练江是“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没有之一。

　　汕头籍省人大代表张速平是一名“明星代表”。他多年来持续关注家乡的水污染问题，对练江的治理提过不少建议，换来的却是被说“吃饱了撑的”。当地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原因是练江两岸驻扎了大量“重污染”纺织企业，治理污染意味着要整顿企业，进而意味着以环境换取发展的模式失效，这是一般地方官员轻易不敢冒的风险。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张速平说，练江是跨市河流，而这正是治水难之所在——— 难在“公地悲剧”。对于广东而言，过去的高速发展让诸多河流承受难以承担的环境压力。由于水污染的特殊性，跨界河流治理始终是制约环境治理成效的关键问题。练江治理面临的困局，实是省内同类河流的共性问题。

　　转变悄然发生。去年8月，广东加大力度向“水污染”宣战，锁定广佛跨界河流、茅洲河、练江、小东江“四河”作为整治重点。“四河”均是省内污染严重的跨界河。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加强“四河”污染整治的决议，明确治理期限及治理目标。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耀光强调，“时间节点一到就要验收，不合格，省人大要追究省政府的责任，省政府再去追究市、县政府的责任，一级追一级。”

　　据悉，省人大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决议未完成的先例。一名地方环保官员表示，这既表明省里治理跨界河的决心，也从机制上挑战过去治理模式的局限。在具体操作上，省人大推行“四河”污染现状及现行综合整治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制度，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今年9月公布的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汕头、揭阳两市练江污染整治得分均不及格。一时间舆论关注，两市脸上挂不住，先后回应要加强练江的协同治理。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振成表示，广东多年来在淡水河、石马河等跨界河污染治理方面，已探索出一条相对成熟的路径，完全可以运用在“四河”的后续治理中。省级统筹层层推进，跨区域协作逐渐深入，区域内部分工合作，这被认为是成功治理淡水河和石马河的经验浓缩，成为广东样本进入国家治水方案。“与其坐而吐槽，不如起而行之。”在最近举行的一场跨界治水网络建言会上，省环保厅党组书记陈光荣如此说道。

　　2013年，广东决定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3-2020)，未来8年投入1187亿元治水。更多饱受黑臭折磨的跨界河流，均有望借此重生。

　　生态考核

　　比重超经济发展

　　如果说人大监督让一些官员如坐针毡，那么政府考核更是一个杀手锏。

　　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如何破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找准突破口。比如，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是当前的改革突破口。

　　突破口找准了，还要靠执行。而这涉及官员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的改变。过去，GDP考核是官员政绩考核中的“第一考”，如今生态文明考核要取代之。

　　“生态文明考核已成为珠海的‘第一考’。”珠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志伟说。自2002年起，珠海在全国率先实施环保实绩考核制度，2013年起升级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今年更将生态文明考核升级为“第一考”。

　　张志伟说，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直接挂钩，珠海也初步形成以生态制度管人的环保治理新常态。《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规定，“未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约束性指标的行政机关，其第一责任人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称职等级。”

　　一名参与起草《条例》草案的人士表示，“不能评为优秀、称职，意味着你别的工作做得再出色，但生态考核没做好，也就是60分，甚至不及格、不称职。”而参照官员考核和任用办法，考核业绩不好或连续“差评”，面临的将是免职或撤换。

　　目前，省内将生态文明考核作为官员“第一考”的还有深圳。在百分制的考核权重中，生态环境占14分，比列第二的经济发展(10分)高出4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深圳官员考核名副其实的“第一考”。如果生态环境考核得分低，全年政绩考核将大受影响；如果生态环境考核不合格，全年工作就会被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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