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局：解铃还须系铃人
要从根本上破解能源危局，政府要从两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性工作，并不能局限于单项政策。
一方面，应该从制度上保证传统增长理念的彻底转变，并确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总体战略思路。
另一方面，确立解决能源压力的直接政策体系。
据报道，目前“全球资源战争”已达白热化。另外据悉，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增长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15．5％降到2005年的9．5％。这一信息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欣慰，而是对中国经济增添了更多忧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不能说是需求方能耗下降造成的，更多的是能源供给压力因素，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重工业为导向的政策背后，是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利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面临内部体制变革与外部国际竞争的压力，政府和公众都迫切需要享受经济腾飞的成果，因此没有机会来重构增长的经济结构基础，在延续了促进工业化政策导向的同时，也默许了高能耗、粗放型生产模式的长期存在。
对此，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传统增长方式的非持续性，很早就开始强调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的的发展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难以获得可操作的政策环境与微观主体支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以及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能源危局，使得结束高能耗增长方式变得刻不容缓。
这种能源危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趋势所引发的。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在现有经济格局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都要依赖重化工业的拉动作用，由此带来的高能耗和污染将是巨大的。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简单，首先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增长率一直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普适标准。对于政府政策来说，遵循该原则的动因或是对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担忧，或是政绩考核中总离不开的增长情结。而对公众来说，则是把高增长赋予了更多的良好愿望，即改变生活水平和增加福利的预期。
另一方面，近十几年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代，城市化不仅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类投资的需求，强化了高能耗的增长方式。事实上，虽然对高能耗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工业化，但城市化过程扭曲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当前的城市化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战略性安排。按照历史经验，城市化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才逐渐加速的，此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出现分散特征，工业分布开始离开城市，城市化围绕改善公众生活环境得以有序展开，并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结合起来。但中国城市化是由各级政府高速推进的，财政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使得地方政府更关注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投资，在发掘城市的粗放型增长能够与传统重工业增长吻合起来，并能使城市表象与增长要求达到暂时吻合时，工业化的升级动力就丧失了，而城市化也始终建立在高成本、高能耗基础上，并且忽视对社会保障等城市“软环境”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原有国际分工格局也有问题，初级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我们逐渐成为全球的低级加工厂，高强度、高污染、低技术的产业逐渐输出到中国，这也影响了本土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强化了能源压力。能源危局的出现，使传统经济观念的神话开始破灭。一则，工业高增长带来的就业福利增加越来越少，同时收入差距加大，多数人开始悲观于无法享受增长红利。二则，工业化开始丧失升级的动力。例如，在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下，更能反映工业化水平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城市化也开始面临无序的困境，城市生活改善不断受到能源与资源的制约。
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实际不可能脱离高能耗模式，如果出现能源危局，则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断裂。
政府和各界显然已经开始重视该问题。如发改委官员近日表示不应靠压低能源价格来控制物价、解决能源压力；而财政部也开始制定有力的财税政策加以调控，如近期出台的旨在鼓励能源替代和节约的《可再生能源专项发展资金》。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破解能源危局，政府要从两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性工作，并不能局限于单项政策。
一方面，应该从制度上保证传统增长理念的彻底转变，并确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总体战略思路。例如，把循环经济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适当的在GDP核算中加入低能耗和环保类“绿色”指标。在战略上应调整城市发展理念，改变地方政府的高成本城市化偏好，并改革地方财税体制和土地制度加以支持。此外，在面临难以逾越的长期重工业时代，也应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来切实促进工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控制外资对制造业的低效进入，防止进入工业化动力丧失的陷阱。
另一方面，确立解决能源压力的直接政策体系。首先，应从生产过程的两端同时进行政策调控，既要进行能源的节约，又要从源头来建立低能耗模式。这里需要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合力作用，包括资源税、财政优惠和补贴在内的各类财税政策，也包括建立有效的资源价格体系。其次，在继续坚持“引进来”战略的同时，我们需要有强大的“走出去”战略与之配合。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发展起真正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才会健康成长。例如对大型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能源提供更多的外交和金融支持，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化解能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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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应该从制度上保证传统增长理念的彻底转变，并确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总体战略思路。
另一方面，确立解决能源压力的直接政策体系。
据报道，目前“全球资源战争”已达白热化。另外据悉，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增长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15．5％降到2005年的9．5％。这一信息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欣慰，而是对中国经济增添了更多忧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不能说是需求方能耗下降造成的，更多的是能源供给压力因素，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重工业为导向的政策背后，是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利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面临内部体制变革与外部国际竞争的压力，政府和公众都迫切需要享受经济腾飞的成果，因此没有机会来重构增长的经济结构基础，在延续了促进工业化政策导向的同时，也默许了高能耗、粗放型生产模式的长期存在。
对此，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传统增长方式的非持续性，很早就开始强调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的的发展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难以获得可操作的政策环境与微观主体支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以及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能源危局，使得结束高能耗增长方式变得刻不容缓。
这种能源危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趋势所引发的。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在现有经济格局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都要依赖重化工业的拉动作用，由此带来的高能耗和污染将是巨大的。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简单，首先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增长率一直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普适标准。对于政府政策来说，遵循该原则的动因或是对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担忧，或是政绩考核中总离不开的增长情结。而对公众来说，则是把高增长赋予了更多的良好愿望，即改变生活水平和增加福利的预期。
另一方面，近十几年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代，城市化不仅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类投资的需求，强化了高能耗的增长方式。事实上，虽然对高能耗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工业化，但城市化过程扭曲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当前的城市化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战略性安排。按照历史经验，城市化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才逐渐加速的，此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出现分散特征，工业分布开始离开城市，城市化围绕改善公众生活环境得以有序展开，并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结合起来。但中国城市化是由各级政府高速推进的，财政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使得地方政府更关注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投资，在发掘城市的粗放型增长能够与传统重工业增长吻合起来，并能使城市表象与增长要求达到暂时吻合时，工业化的升级动力就丧失了，而城市化也始终建立在高成本、高能耗基础上，并且忽视对社会保障等城市“软环境”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原有国际分工格局也有问题，初级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我们逐渐成为全球的低级加工厂，高强度、高污染、低技术的产业逐渐输出到中国，这也影响了本土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强化了能源压力。能源危局的出现，使传统经济观念的神话开始破灭。一则，工业高增长带来的就业福利增加越来越少，同时收入差距加大，多数人开始悲观于无法享受增长红利。二则，工业化开始丧失升级的动力。例如，在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下，更能反映工业化水平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城市化也开始面临无序的困境，城市生活改善不断受到能源与资源的制约。
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实际不可能脱离高能耗模式，如果出现能源危局，则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断裂。
政府和各界显然已经开始重视该问题。如发改委官员近日表示不应靠压低能源价格来控制物价、解决能源压力；而财政部也开始制定有力的财税政策加以调控，如近期出台的旨在鼓励能源替代和节约的《可再生能源专项发展资金》。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破解能源危局，政府要从两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性工作，并不能局限于单项政策。
一方面，应该从制度上保证传统增长理念的彻底转变，并确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总体战略思路。例如，把循环经济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适当的在GDP核算中加入低能耗和环保类“绿色”指标。在战略上应调整城市发展理念，改变地方政府的高成本城市化偏好，并改革地方财税体制和土地制度加以支持。此外，在面临难以逾越的长期重工业时代，也应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来切实促进工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控制外资对制造业的低效进入，防止进入工业化动力丧失的陷阱。
另一方面，确立解决能源压力的直接政策体系。首先，应从生产过程的两端同时进行政策调控，既要进行能源的节约，又要从源头来建立低能耗模式。这里需要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合力作用，包括资源税、财政优惠和补贴在内的各类财税政策，也包括建立有效的资源价格体系。其次，在继续坚持“引进来”战略的同时，我们需要有强大的“走出去”战略与之配合。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发展起真正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才会健康成长。例如对大型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能源提供更多的外交和金融支持，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努力化解能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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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hao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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