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能源外交的特点及启示

　　随着能源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战略中的地位的提升，能源外交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点。通过能源外交谋取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各国能源外交的核心内容。除美、日、中东产油国等传统能源外交活跃国家之外，俄罗斯、中国、印度也开始成为能源外交领域的新主角。全球能源外交的全面展开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能源外交真正兴起于二战后，主要有三大背景。首先，煤炭工业时代逐步结束，石油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人类进入“石油时代”。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危机频发，油价不断攀升，每桶石油的价格由战后初期的两美元上涨到近百美元，这对各国乃至全球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能源供应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再次，石油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国际上围绕石油展开的争夺日趋激烈，某些别有企图的国家试图凭借地理优势或力量优势，垄断或控制油源和石油供应线。

一、美国：追求对全球能源的绝对控制地位

　　对超级经济实体和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大国—美国来说，能源供应安全对其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实施全球扩张战略，是美国能源外交的基石。尽管布什政府在能源新政策中注重减少对外国能源供应的依赖，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但争夺国际石油版图，强化对国外油气资源的控制权仍是美国能源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国借阿富汗战争，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区域中亚，围绕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展开与俄方的争夺。美国采用施压和经济诱惑的手段，迫使中亚直达土耳其的油管绕开俄罗斯，改走格鲁吉亚，打破了俄罗斯对里海石油出口的垄断。在掌控世界第二大储油国伊拉克之后，伊朗成为美国获取能源的新目标。美国将石油供应渠道多样化作为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利用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减少对中东的石油依赖。此外 , 美国还依靠乙醇外交拉拢巴西，修复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大力发展替代能源。

二、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支点

　　俄罗斯作为世界石油储量和生产大国，试图通过能源外交恢复传统大国的影响力。

三、日本：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能源供给

　　日本一直坚持“寸土不放”的能源外交政策，必要时甚至不惜开罪美国盟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最终和伊朗达成重大石油协议。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后，就非常注重能源进口多元化，积极探索多渠道石油来源。迄今为止，日本已在许多产油国获取石油开采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海外石油开采基地。为了在世界各地开发到更多的石油，日本政府制定了《石油公团法》，设立了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合作在世界各地找油的“石油公团”。2006年日本对中亚等国和蒙古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该区油气资源的外交活动。由于深海勘探技术的运用和几内亚湾地区新油田的发现，非洲石油正成为日本的新目标。

　　目前，日本正通过各种手段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日本企业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纷纷在埃及、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勘探和开采石油。2007年4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分别率领两个大型企业代表团访问中东产油国和中亚产铀国哈萨克斯坦，开启了新一轮官民一体的能源外交攻势，以保障本国能源供应。

四、欧盟：以合作求安全

　　欧盟制定的能源战略强调了要保证三个层次的安全，即“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生活安全”，同时也提出了欧盟能源外交的基本原则：保障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和维护消费者利益。欧盟能源外交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同国际能源机构的合作。2006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加快推进欧盟能源外交，包括与主要能源生产国、能源输送过境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欧盟首脑会议在决议中明确指出，欧盟应优先考虑尽快与俄罗斯签订能源协定，并将欧盟内部能源市场扩大到乌克兰和莫尔多瓦。

五、印度：外交政策中的能源色彩日益浓重

　　为了获取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能源，印度的能源外交举措越来越向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倾斜。印度正尽全力发展有可能成为其能源供应者或能源通道的国家间的关系。

　　印度的能源外交策略是：向北全方位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谋取俄罗斯油田开采权。向西不惜与宿敌巴基斯坦合作，建立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能源管道；向东占有缅甸天然气的大部分出口市场，修建从缅甸经过孟加拉国到印度的天然气管线。为了这条管线，印度已承诺给孟加拉国每年提供1亿美元左右的过境费用，并准备在水资源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以换取孟加拉国支持其跨国建设天然气管道计划。能源外交成为印度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双边关系的走向，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态度，国际合作都与其国际能源供应息息相关。2005年3月初，印度总理首次邀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印，目的就是想尽快获得印度在这个国家石油业的开采、生产和进口的优先权。

六、伊朗：将能源作为突破美国封锁的有力武器

　　对能源生产大国伊朗而言，能源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国家收入和外汇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且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打破美制裁和封锁的有力武器。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伊朗能源外交卓有成效，大大改善了与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使美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彻底失败。

　　伊朗认为，中国和印度是能源消费大国，能够成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盟友”2004年10月，伊朗与中国签署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2005年1月，伊朗与印度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协议；两国还就修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计划达成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认为，伊朗面对制裁威胁，正在用它拥有的一个有力武器——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加以还击。

七、沙特：以石油换安全

　　沙特一直在利用本国的石油资源开展全球外交。沙特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全球石油出口第一大国。长期以来，伊斯兰与石油一直是沙特对外关系的两大核心。沙特石油外交政策主要是：“以石油换安全”，换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以数万亿石油美元的投资，换取与西方各国的良好关系；以石油美元援助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赢取“穆斯林盟主”身份。石油包括石油美元，其构成了沙特外交的最重要资源。

“9·11”事件后，沙特原有的优势地位受到了重大威胁：美沙关系恶化，美国开始逐步疏远沙特，减少从沙特进口石油；沙特领导的欧佩克面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拆散的危险，同时，受到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严重挑战。为应对这些威胁，沙特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继续保证对美提供优质优价石油，不断增产以平抑国际油价上涨等。沙特同时加强了与欧、俄的能源合作，以减少对美的依赖性。

八、对我国能源外交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2002年我国石油需求量约为2.5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长，2004年首次超过亿吨红线。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时，往往需要动用外交、经济等手段来保证石油安全。因此，能源外交成为我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能源外交战略

　　能源外交战略是我国国家战略、国际战略的头等大事之一。我国能源外交目前处于重实践轻理论、重战术轻战略、重行动轻协调的状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海运认为，要改变这种状态，首先，我国需尽快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能源外交战略。其次，我国需尽快形成能源外交协调机制。能源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自方方面面。要形成整体合力，必须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再次，我国需尽快提高能源企业的能源外交意识。我国能源企业领导应更多地关注国际战略问题，应充分利用国际问题研究界的智力资源，在决定对外技资、海外企业并购等重大行动前，认真听取他们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

　　我国的能源外交战略重点应着眼于亚洲地区。这一地区既是中国的近邻，又有地缘政治优势，而且，亚洲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油气资源储藏，应是我国能源外交的重点地区。我国政府应及时提出亚洲石油输出国和进口国共同研究中长期亚洲能源国际合作的总体构想和基本框架，适时建立亚洲能源合作平台和协调机制，带头发起亚洲能源合作行动。

　　（二）实行能源进口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的风险

　　目前，我国的石油进口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1/4来自非洲，其它来自俄罗斯、中亚等地。对此，我国能源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专家建议，中国应实行能源进口多元化，以降低能源供应的风险。

　　我国目前的一些合作伙伴，诸如：伊朗、苏丹、尼日利亚、利比亚等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面临风险。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是保证我国石油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今后减少对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依赖，我国政府应积极尝试从中亚、俄罗斯、拉丁美洲和非洲寻找新的石油来源。国际能源专家们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开展的一系列能源外交活动从整体上符合中国的能源策略，这些努力正在试图尽可能实现其利益多元化，以防止任何类似俄乌天然气之争的能源危机。

　　（三）与能源消费大国加强合作谋求共赢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石油国际供给安全靠一国的努力难以实现，开展多边合作是最有效的措施。在解决国内能源需求方面，一味地主张与其他能源消费大国开展竞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损害别国利益，实质上也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对于石油这种战略资源来说，无论是在维护市场稳定，还是防范供应中断或运输安全方面，消费国之间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能源消费大国在能源问题上利益相关，可以通过合作共同抵御风险。因此，风险互担，降低成本，加强互利合作才是我国与其他能源消费大国开展能源外交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与能源消费大国的双边及多边合作还十分有限。我国与其它能源消费大国在保障能源安全、谋求能源利益，应对国际能源危机，操纵国际能源市场的贸易与交易，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共同利益。各能源消费大国应当共同发展全球能源市场的基础设施，以形成具有统一规则的全球能源市场为最终目标，共同努力解决能源问题，如消除供求失衡，主动共享利润和共担风险，建立防范冲突的市场能源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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