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传统智慧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推行生态保护是古代杰出君主的执政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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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杰出君主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生态保护，如颁布法令，对自然环境实行强制性保护；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官员；用“封禅”、“祭祀”等形式威慑统领人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等。此外，不少君主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保护自然生态的活动。
在推进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中，不仅一大批充满智慧的思想家做出了功昭千秋的贡献，更有以推进生态理念为执政风尚的一批杰出君主，他们比较自觉地担负起生态保护的历史责任。
颁布法令，对自然环境实行强制性保护。据东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考证并论述，夏朝的大禹即制定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大聚》)西周文王专门颁布了“崇伐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说苑》)。虽很严酷，但已表明西周统治者对保护生态环境是何等重视。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周代的生态保护法令几乎遍布于当时的各类典章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大约近5个半世纪，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激增，战乱频发，环境恶化。但在一代杰出思想家的探索和呼吁下，保护生态环境仍然引起了有识君主的重视。著名的齐国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最先提出了做君王的一般标准是“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对约束当时以及历代帝王保护生态环境起了重要作用。秦孝公在大良造(丞相)商鞅力主下颁布的《秦律》中，详细规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各种法规，强调违者将“被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做了修订，秦二世继位后，又进一步做了完善，使秦朝的环境法律更加完备。其中的《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都详细规定了关于按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植被、土地、河流以及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法令。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重大发现就是秦代《田律》，其中规定:除人死入葬伐木成棺外，其他的森林、水堤、田地、动植物等都在保护之列，违者处以严刑。
西汉平帝以诏书向全国颁布《四时月令五十条》对保护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山川田野做了详尽规定。汉宣帝为保护益鸟下诏曰:“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班固《汉书·宣帝纪》)。
唐代对环境立法高度重视，几代帝王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显著影响的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其中专设“杂律”，对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制定了系统、具体而严密的法令。后来的宋元明清朝的法令也延续了《唐律》的基本模式，对保护生态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
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官员。据考证，早在西周时期，从周文王开始就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保护生态环境，当时称之为“虞衡”，是专门掌管山林川泽的政府机构泛称，其主要职责是保护自然资源，制订相关政策法令并贯彻执行。史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政草木及林麓”(《周礼》)。
秦汉时期“虞衡”称为少府，设有林官、湖官、陂官、畴官等。隋唐时期，专门设立虞部，“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旧唐书·职官》)。宋元明清时期，元朝设有专门的虞衡司，宋及明清各朝均由工部主管生态资源保护事宜。唐代还把京兆、河南四郊300里划为禁伐或禁猎区，设置了专门保护区。
用“封禅”、“祭祀”等形式威慑统领人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中国古代帝王大都有祭祀登封名山大川之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至公元前89年，先后8次登封泰山。此后，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康熙、乾隆等或登封泰山或到泰山祭祀天地。古代帝王如此崇尚名山大川，除了宣扬他们的文治武功，以巩固统治地位外，还有震慑统领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对此，隋文帝杨坚于公元600年(开皇二十年)下诏天下给予了透彻的解释:“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隋书·帝纪第一》)。
唐朝皇帝对自然生态的崇拜更盛于隋朝，其历代帝王对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大肆祭祀封禅。《旧唐书·礼仪志》载:“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竟然把名山大川也封授各种王公称号。宋元明清也效法前朝之举，一以贯之。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时期，也以保护满族发祥地的种种举措，昭示了崇尚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理念。清政府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对长白山及周围广大地区下令封禁，并尊“长白山神”长达200余年。康熙、乾隆皇帝亲临吉林乌拉望祭长白山，且每年都隆重祭典，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片“神山圣地”。
身体力行保护自然生态。尧舜禹汤之所以为后世所赞颂，是因为他们仁人爱物，以天下大同为己任，是孔子所极乐称道的理想君主。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一代霸主齐恒公发出呼吁，请求各国不要乱修堤坝，不要用河水损人利己(见《左传·齐恒公列传》)，但他的号召没有人响应，生态破坏已无法阻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他修订《秦律》并身体力行，登封泰山时，下令“毋伐草木”。西汉时，帝王们对保护生态资源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武帝刘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重，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班固《汉书·卷五十八》)。隋炀帝杨广是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在开凿大运河时，命人在河畔种满了柳树，目的是使“树根四散，鞠护河堤”(《炀帝开河记》)。其实也起到了降噪除尘、清新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
唐代和北宋时期，都属于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时期。主要原因是和平时间较长，此外还有帝王们的高度重视。例如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时下诏:“近山十里，禁其樵采”(《旧唐书·本纪第八》)。这实际上是对泰山生态实行封禁保护，并对其他名山大川也先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封禅泰山时也下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宋史·志·第五十五》)。
金世宗完颜雍是我国少数民族(女真族)的一位杰出政治家。他即位时，百废待兴，人们生活极为艰难。金大定6年(公元1166年)，他不得已下诏:“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唯灵岩五岳，留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可见保护生态终是杰出帝王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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