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全球比较的视角
三、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的几个变量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库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著名的政治学者诺里斯教授提供的《全球共享跨国数据库：2009年度》数据库。该数据库汇集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观调查等机构对各国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不仅包括了本研究设计的经济增长、善治和民主水平指标，而且还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共700多个变量，是跨国比较研究不可多得的数据库诺里斯教授的数据库可以参见他的个人网站：http：//ksghome.harvard.edu/~pnorris/Data/Data.htm.。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本文采用的数据都是各个国家2002年的统计数据。
1.经济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衡量一般都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称作“人均GDP”，它是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也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本文延续通常的做法，用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评估指标。
从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的国家一般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较强（阿联酋除外）。如挪威、瑞士、芬兰、瑞典、加拿大、冰岛、奥地利、法国、荷兰、爱尔兰、丹麦、美国。人均GDP低于10000美元的国家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则差异很大。有的高达60以上，如拉脱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波斯瓦纳、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等；有的则低于40，如乌克兰、沙特阿拉伯、海地、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土库曼斯坦、印度等。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人均GDP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358（p＜0.001）。这似乎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2.善治
善治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描述。善治包含了10个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公正（俞可平，2004）。与善治相近的术语还有政府绩效、政府质量瑞典哥特博格大学(Gteborg University) 的豪姆博格(Sren Holmberg)教授和罗斯坦(Bo Rothstein)教授领导的政府质量研究所(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QoG)建立了政府质量指标体系，包括可信性、可靠性、公平性、廉洁性和强有力的政府机构。等。善治和政府质量是政治学中较多使用的术语，政府绩效则较多地出现在公共管理学中。政府绩效主要关注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而善治和政府质量则涉及到政府的民主性和公平性。虽然这三个术语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学术研究中这三个术语通常交替使用。本文把善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用于研究政府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对治理水平的测定，我们使用的是世界银行学者考夫曼(D.Kaufmann)等人开发的治理测定指标体系。该指标是目前衡量各国政府治理水平最为全面、涵盖国家数最多的指标体系，他们的定义将治理划分为6大类：(1)话语权和问责制：衡量政治权、公民权和人权；(2)政局不稳定和暴力：衡量对政府进行暴力威胁或者政府更迭的几率，包括恐怖主义；(3)政府的效率：衡量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4)管制负担：衡量不利于市场的政策的发生率；(5)法治：衡量执行合同、警察、法院的质量，包括司法独立和犯罪发生率；(6)防治腐败：衡量以权谋私，包括小腐败和大腐败（特权阶层对国家的俘获）。
通过SPSS软件统计，治理水平的6个指标可以做因子分析。然后，把因子分析后产生的公因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做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治理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Pearson相关系数达到了0.546（P＜0.001），似乎表明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
3.民主
民主是与善治不同的政治指标。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政治体制的权力归属问题。如果人民对政治权力有较强的影响力，则民主程度相对较高。善治则是政治体制的权力有效性问题。如果政治体制的运转效能较高，则这一政治体制的善治水平也较高。其中，熊彼特和达尔对民主概念的论述拥有较多的认同者。熊彼特（1999）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的方法是为做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显然，熊彼特讨论的是选举式的间接民主，它有两个维度：普选权和竞争性选举。与熊彼特不同，达尔（1999）对民主的研究满足于从制度方面研究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实证研究方面也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在达尔看来，评价一种政体是不是民主至少存在5项标准：“（1）有效的参与；（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对议程的最终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资格。”与上述标准相呼应，达尔（2003）认为，民主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可以看出，达尔和熊彼特所确定的民主的两个维度是非常相似的。
对民主的研究，学术界基本遵循着两个方法，即定性研究法，把政治制度分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和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定量研究法，通过确定民主的指标来衡量民主水平的高低。“关于民主程度高和低，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使用二分法还是程度性的分法进行区分，从事民主比较研究的知名学者们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一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对实证研究发现的结果产生影响。”（大卫·科利尔、罗伯特·艾德考克，2007）本文认为，二分法简单地把政治制度划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它忽略了各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或各个非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民主水平差异，显然是不太精确的研究方法马得勇、王正绪用二分法研究了社会资本、民主制度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民主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促进政府治理水平并没用明显的作用。只有在民主政治取得长足的发展，民主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一个社会总体的治理水平。通过二分法的鲜明对比，阐释了社会资本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对政府治理的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得出民主制度与社会资本、政府治理之间的精确关系。参见：马得勇、王正绪，《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政府治理——对69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本文试图揭示民主发展程度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关性，使用二分法是不适合的。为此，本文遵循熊彼特和达尔的理论脉络，确定民主的衡量指标为两个：参与和竞争。通过这两个指标的数据，可以测量各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
诺里斯教授提供的《全球共享跨国数据库：2009年度》数据库对民主发展水平的测定基于两个子指标，即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这两个指标与上文熊彼特和达尔所确定的民主指标很相近。政治权利对应的是普选权和参与；公民自由对应的是竞争性的选举和反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民主概念和民主指标是有争议的，但是因为没有其他现存的民主指标和数据库可以使用，所以迫于研究可行性的需要，暂时只能使用该数据库所提供的民主指标和数据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分别从“1”到“7”来表示程度不同，1为最好，7为最差。两项指标值合计最少为2，表示政治制度最民主，最大为14，表示政治制度最不民主。。
同样地，我们对反映民主水平的两个指标：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把因子分析后产生的公因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做相关分析，发现民主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其Pearson相关系数达-0.596（p＜0.001）。这表明，民主发展也有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