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全球比较的视角
四、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上述几个变量分析，显示治理水平和民主水平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排除上述变量的相关性是由其他变量引起的这种可能，我们对经济发展、民主水平、治理水平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四者进行回归分析。而且，考虑到我们的统计分析是以国家为单元，其调查数据存在异方差的可能。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给模型估计可能带来的偏差，我们采用了可以解决这类问题的带权重回归分析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两个回归模型：模型1：单独考察经济发展、民主水平、治理水平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贡献；模型2：考察在解决异方差后，经济发展、民主水平、治理水平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贡献。
这两个回归方程的结果如表1 所示。根据表中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如果仅考虑一个自变量对治理的影响的话，经济增长的标准化系数（beta）值为0.358，而且显著性水平达到0.001 以下。这表明经济增长促进了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治理水平和民主水平的标准化系数（beta）值分别为0.546和-0.596，显著性水平也在0.001 以下，这也表明治理水平和民主水平都促进了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模型1）。
第二，在控制异方差后，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不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这意味着，前面进行的简单相关分析和变量分析存在较大的误差。因为这种分析方法没有排除其他影响因子，所以表面上看经济增长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促进作用，实际上是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在排除其他影响因子的条件下，二者没有相关性。治理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379，并且p＜0.001，表明治理水平的确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民主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224（p＜0.1），表明民主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不太显著，但还是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治理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民主水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存在着比较模糊的正相关性。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民主、善治三个变量中，善治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最显著也最直接。经济增长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民主水平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虽然比较模糊，但是还是存在影响。在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中，第一个假设不成立，第二个假设能够成立，第三个假设基本上能够成立。
五、结论和启示
近几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政界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界和学术界中有许多人把环境污染问题归咎于工业化、人口增长或经济生产方式，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因素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我国进行了一些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如：环保总局由局升格为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等。但是这些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比较宏观的、上层的改革，尚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本项研究为我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政治与环境之间存在相关性。本项研究表明，环境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它不仅是地质、气候、人口、经济、企业管理问题，而且也与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因此，环境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地质学、经济学的投入，也需要政治学的贡献。
第二，不同的影响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民主、善治三个变量中，善治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是最大和最显著的，民主次之，经济增长则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没有相关性。为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当前中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同时也要促进民主的增量。
第三，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相应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改革我国当前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以提高我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为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政治保障，这样才能全方位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根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要解决环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提高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同时也要推进环境的民主治理。为此，我国需要改革当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被动的环境治理模式，应该加强媒体监督和公民参与、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促进中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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