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各种利空影响，国际CDM市场面临多种困境，中国环境交易平台转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自愿减排市场上
　　CDM面临多重利空
　　“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有约束力的文件，发达国家未来的减排义务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让中国CDM发展面临很大困境”，在近日举行的地坛论坛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这样指出。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清洁发展机制，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于2001年正式启动。
　　2004年5月底，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中国CDM项目开发开始运行，2006年7月3日，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获得签发，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ERs签发的CDM项目。
　　根据ICECAP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的统计，截止今年5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复的CDM项目有2537个，其中向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提交1022个，通过EB核查并获得签发的有217个，合计减排量达到1.9亿吨。
　　“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CDM的最大提供国”，黎东指出。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告诉新浪产权，2008年以后，中国CDM每季度获得签发的CERs笔数和总量均呈现出稳步增长趋势，现在基本稳定在30个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CDM面临的困境却非常现实。
　　“首先是价格在持续下跌，目前CDM一级市场的价格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20多欧元跌到13欧元以下，今年4月20日，二级市场CER价格达到13.09欧元，却已经是近一年多二级市场CER价格的新高”。
　　广州环境资源交易所总裁李正希对新浪产权分析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欧洲多国现在又面临全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碳交易暴露出它脆弱的一面，不仅价格上不去，甚至整个市场也难以持续。”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CDM项目从启动开发到产生收益周期很长，到目前近80%的注册项目、90%以上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项目还没有产生收益，其他还没有被批准的在开发或潜在的CDM项目距离收益则更远。
　　“距离2012年只有3年多的时间，如果到时CDM项目消失，很多被开发的CDM项目将无法产生收益，出现前期大量工作白费的情况。因此如果2012年之后CDM项目消失，将对我国今后几年CDM项目开发，以及我国CDM项目收入产生严重的影响”，上述业内人士这样指出。
　　吕学都对此持有类似观点，“最大的因素是未来市场的需求问题，未来的市场需求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发达国家下一步是不是能够把减排作为他们的国家义务，而且变成国家的法律执行，这是关键的关键。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把减排义务作为国内法来执行，那么需求市场就一定会有。只要有需求市场，CDM市场就一定会蓬勃发展”。
　　实际上，目前国内成立的几家环境产权交易机构中，或者是作为CDM的信息披露平台，或者是作为CDM的代理方。
　　比如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去年与纽约-泛欧证券交易集团BlueNext交易所合作推出中国CDM信息服务平台，在环交所挂牌的CDM项目将同时在BlueNext的渠道发布。
　　而去年成立的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杨凯也告诉新浪产权，他们已经在去年申报了几个CDM项目，扮演着卖方代理人的角色。
　　上述业内人士对新浪产权解释说，“获得联合国签发的CDM项目只有200多个，买方卖方都很透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如果只是信息平台，其价值在目前来说更多的还是象征意义”。
　　大唐集团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则认为，目前CDM项目多为场外交易，价格容易扭曲，违约风险大，因此需要建立集中交易平台，并开发避险工具。
　　他指出，“CDM开发买卖的主要风险一是项目的方法学审批风险，因为EB要求项目具备科学性、额外性以及减排的可测量性，场外交易不能保证”。
　　其次是基准线风险，在项目运行阶段，基准线的设定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在项目周期内生效，场外交易同样不能保证。
　　另外在融资之前，CER具有期货的不确定性，其风险较高，价格偏低，并且随市场供求剧烈波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购买方信用等级较低，很可能产生违约。
　　“这些都可以在集中交易平台上得到解决”，唐人虎说。
　　尽管CDM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国际CDM交易的专业人士，黎东仍然看好后京都时代的CDM市场。
　　他指出，“目前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ADB)都已经明确了后京都的CDM基金，明确要对后京都CDM项目做进一步的开发，IFC(国际金融公司)也设立2010年的后京都基金，这些都预示着这个市场会继续发展”。
　　而以美国IEA公布的中国2007年排放量67.5亿吨为基准，2020年前中国每年平均需要减排6.35亿吨，才能达到中国政府公布的碳强度减排指标产生的减排量，“这意味着中国仍将是CDM的输出大国“。
　　VER市场兴起
　　CDM市场遭遇寒流，国内的VER市场却开始萌动，国内成立的几家环境产权交易平台就先后推出了自愿减排业务。
　　本届地坛论坛上，北京环境交易所就推出了自愿减排网上交易平台，而去年8月5日，北京环交所推出了第一单自愿减排交易，上海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则在去年9月发起了“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去年11月，国际济丰集团旗下济丰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了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
　　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世博自愿减排平台于今年1月开通。
　　广州环境能源交易所总裁李正希对新浪产权说，目前中国并没有实行强制减排，各类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体系都还没有建立，所以依托社会的自觉意识，形成自愿减排的小体系在现在来说是比较可行的。
　　李正希透露，广州环境资源交易所近期将联合其他社会机构启动广州碳中和基金募集平台，发起设立公益性的广州碳中和基金。
　　“广州亚运会举行在即，我们的想法是用募集的资金建立中国首个碳中和示范园区，实质性地增加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森林碳汇，园区选址初步考虑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主馆旁的市政公园内”。
　　李正希对新浪产权指出，我们希望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操作，把自愿减排和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实际生活的事情结合起来，这样才可能做到可持续性，“今年我们会发起第一期的基金募集，如果有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吕学都也认为，国内可能会产生一个小的自愿减排市场，但是关键要把购买方培育起来，这才可能让自愿减排得到持续。
　　“难点在于自愿减排主要是靠道德约束，并且自愿减排不是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参与的”。
　　他指出，有动力有能力自愿减排的无非是三种类型的主体，一是大型企业，为了提高企业或者产品的公众形象，成为推销其产品的一个噱头；二是公众人物，也是为了提高社会形象，三是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社会大众，比如高级白领。
　　与中国相比，自愿减排在同样没有实行强制减排的美国领先一步，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交易市场，并且也是由环境产权交易平台率先发起并逐渐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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