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津院士等专访：中国地震研究的体制之惑

汶川地震后，有关中国地震预报体制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体制”既具体又抽象，反思的基础在于近距离观察它的运行状况，因此，来自“体制内”或者熟悉它的人的独立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而反思，就是相信“体制”的惯性现状应该或者能够被改变，并为之提供新鲜的思考。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鹤壁市地震局前局长池顺良等。

 

 

谈到地震预报的管理体制问题，赵文津表示，地震首先是地壳运动的表现，研究最多的是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也有研究力量。有观点认为，气象因素也与地壳能量有关，与岩石圈、水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有关，地震发生也会反映在局部气象异常上。但是现行的地震预报体制中，有关统一的地壳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却被人为分割成若干个部门，这对地震预报十分不利。

 

赵文津认为，地震预报研究是一个大系统工程，要全国共同努力，形成国家优势，一家独搞是很难胜任的，也是最不可取的。除中国地震局仍按原定规划开展工作外，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局、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民政部等部门都有各自的业务专长，应将这些部门组织进来，群策群力，共同攻关。

 

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在香山地震预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曾指出，地震预报攻关需要科学集成、大科学集成。毫无疑问，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需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2007年，赵文津曾就此问题专门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应加强地震预报基础研究工作，开展多路预报工作途径的探索。“不能再人为地将统一的地壳活动自然现象分隔开来研究，你做一遍我再做一遍，造成浪费，应由中国地震局、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此事，共同成立领导小组推进。”

 

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务院迅速成立了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或许可以看作对这种思路的体现。来自地震、地质、灾害、环境、气象、水利等10个部门的30位专家将分别从强余震、南北带地震构造、地震机理、灾害评估、次生灾害、灾区重建等6个方面开展调查和研究工作。

 

 

汶川地震后，对我国地震管理体制的讨论不断见诸网络。一位地震局系统专家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局本来更应该作为研究机构存在。地震预测预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学挂帅。”

 

但由于科研管理与布局决策的局限，即使无人否认，科学挂帅也并未收获理想效果。众所周知，前兆观测是实现短临预报的关键，但现行地震观测体系却并不十分重视前兆观测台网的建设与发展。一位地震局系统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拿前兆观测的重要手段——钻孔应变仪台站布局来说，现在的布局并不好，不是科学挂帅的决策结果。本来大地震多发生在地震带上，可实际上现有的台站是“撒胡椒面”，各省都有几个。虽说各省都有自己的震情，但四五级的地震全国范围内都有；而真正的地震预报是大震问题，地震带才是重点，但在地震带上部署的台站并不多。

 

据记者了解，钻孔应变监测是从李四光倡导的钻孔应力监测演变而来。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认为应力变化与地震有直接关系，可见这种监测的重要性。但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近十几年，这种监测手段被归到形变学科。

 

尤其是近几年学科管理体制的改变，导致这种手段的实际管理者和研究者在一些重要的决策中失去了发言权，甚至没有正常的途径接触监测数据，严重威胁这种手段的科学发展。此次汶川地震因为震中区没有台站，没有捕捉到直接的地震前兆信息，让有的专家深感痛心，“连唐山地震时的观测都不如”。大地震发生后两天，“十五”期间建设的大量有关台站的监测数据才到达相关台站管理和研究人员手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板块边界观测计划（PBO计划）的所有数据全部是开放的，在河南省鹤壁市，从地震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后依然忙于地震预测研究的池顺良告诉记者，自己通过互联网可以从家里很方便地获得PBO项目的全部数据。他表示，“这样的数据是不允许垄断的，有很多自然科学家对地震预报感兴趣，应该充分调动起来，共同研究分析，具体问题可以讨论。如果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效果就可以大大提高。”

 

更让人担心的是，现行地震预测预报体系被人为分割的比较厉害，这被某知情人士描述为“搞观测是一拨人，搞研究是一拨人，搞预报是一拨人，搞管理是一拨人”，不是一个研究体系在运作。虽然也强调结合，但通常效果并不好。“只有作研究，才知道数据怎么回事，才会懂得管理。现在管理、研究都是分开的，预报人员很忙，都在会商，甚至没多少时间研究。很多搞研究的人又通常很难拿到数据，真正拿到数据都不知道怎么用。各环节衔接不顺，严重影响了地震预报研究的效率。”

 

日前，接受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院士马瑾也谈到了类似问题：“本来呢，地震研究这一摊事，有人搞设备，有人想问题，有人作实验，有人作观测，他们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有一个总指挥就行，但有的人觉得，你要当个负责人，他怎么办？他不能当负责人就提拔不了，当不了研究员。那么好吧，所有的事情大家分摊，现在大家都当负责人，谁也不听谁的，都只能做小题目。现在的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类型的人了。地震研究本来就有很多分工，大家应该结合起来，资料共享，判断不同分工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来对付地震。”

 

池顺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的研究、监测、预报和管理四个部分人为割裂，对每个人发展不利，对地震预报工作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看资料的人不知道仪器怎么回事，分析预报的人不知道数据怎么来的，这是相当畸形的体制。如果说地震预报工作是已经成型了的产品的生产，这种分工方式或者可行，但地震预报还是探索性很强的科学研究，这种分工僵化的体制肯定要坏事。地震一旦袭来，地震系统的反应就会太迟钝，不适应作战需要。

 

 

宋瑞祥曾经指出，成功的地震预报是科学的预测和政府风险决策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在谈到科学预测的问题时，宋瑞祥特别强调要重视基础台站和小人物的意见，“大科学家有他的伟大之处，但是‘小人物’特别是一线人员，长时间在台站工作，观测的东西比较多，他可能很敏感。而他们的这些信息传到北京来，有些人可能认为无所谓，甩弃不用，这都是不正确的”。

 

宋瑞祥强调，“一定要重视他们的意见。问题常常是这样的，大医院看不好的病，不等于小医院看不好，土郎中也不等于不行。如果把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不就形成一条慢慢向自由王国走的道路了吗？”

 

但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理念的贯彻并不理想。许多非主流的地震预测学者用各自的方法预测地震，往往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斥为“伪科学”。

 

池顺良告诉记者，现在地震学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预报的，就被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伪科学。你说你能预测地震，就有人瞪着眼睛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

 

周恩来总理曾在邢台地震现场留下一句话：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这句话曾经激励了一代勇于担当历史责任的地震研究者。但现如今能够从“现场”出发、从事实出发认真研究问题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当地震研究者开始以观点划分派别时，对于科学事实的追求必然会大打折扣。此前有论者指出，从地震预测、预报意见的形成，到地震预报意见的评审，都离不开科学家的责任与良心。如果科学家不作为，则会陷政府于不仁，陷自己于不义，陷黎民百姓于水火。

 

当然，不可否认，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在有关物理要素并不清楚的前提下进行预测，其结果往往具有多样性。因而在政府作出排他性的地震预报决策时，无疑是高风险的。

 

对于政府风险决策，赵文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地震预报风险性很大，但又不能不报，决策者责任大、压力大，而决策者及时作出决定又是产生防灾减灾实效的关键所在。当前，应研究如何使领导者敢于及时作决定，敢于承担必要责任。这方面，唐山大地震的失败与青龙县领导的成功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应很好地加以总结，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日前，学者陈绥阳撰文指出，地震预报决策的要素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性，尤其是几个方案都有一定的依据，而科学理论又不能给出唯一的判据时，决定预报方案的要素，往往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是决策者心理的要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既然当前地震预报工作不能在科学理论与实践均完备后才进行，那就应当研究“建立地震预警系统”，研究恰当的决策机制和分区、分时、分层次的预报机制。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完善国家灾害危机管理体制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国民的危机意识培育。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08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此次汶川大地震接踵而至，已经充分暴露出国民危机教育的缺失。如何安然于一个高风险的年代？除了建立及时有效严密的预防体系、更加稳固的基础设施与有效的制度安排之外，我们还应该期待在这多灾多难的大地上挺立起具有良好素养的国民，这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政府风险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使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依然保有延续文明的能力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