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也应走市场道路

　　自从二十多年前气候变化成为一项全球性议题以来，有关这一现象是否已发生、是否因人类活动造成、以何种方式应对更为合理的争论，便一直与之形影相随，而争论的烈度似乎也与这一议题所受的关注恰成正比。气候变化已不再是个纯粹的科学命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介入已完全改变了这个话题的性质，以至于在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态度已成为划分左右阵营的鲜明表征。

　　而随着论争愈来愈激烈，双方都倾向于将自身描绘为遭受主流势力打压的受害者。一些科学家抱怨政府部门与大公司在压制他们的声音，不让他们讲出全球变暖的真相，以防公众要求降低碳排放的压力影响商界的利益，而另一些人也牢骚满腹，声称气候变化已被环保分子奉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新拜物教，任何提出相反证据的人都会被打入居心不良者的阵营。更为有趣的是，气候变化正在变成一种“科学彩票”，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在网上打赌，把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气温的升降当作赌注。

　　但一想到《不合时宜的真相》、《第十一小时》等影片中描绘的海平面上升、疾病流行、全球各地的干旱、洪水与饥荒时，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就必须让位于冷冰冰的政策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后果？对此问题的回答无非有两个：一是事先通过降低碳排放等措施缓解形势的严重性；二是对可能爆发的灾害预做准备——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围海造陆的荷兰人告诉世人，就算海平面上升，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但这两条途径究竟孰轻孰重，如何取舍？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份《全球公民社会气候变化报告》在中国发布。由非政府组织“气候变化公民社会联盟”撰写的这份报告，把主要矛头对准了借气候变化议题来实施政府干预与管制的做法。报告的基础论点是，全球变暖或许正在产生影响，但若认为除非采取极端的紧急行动，否则人类将会大祸临头，这样的说法纯属耸人听闻。换言之，人类完全可以以逐步的调适来顺应气温升高带来的变化，而适应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具体政策。

　　报告以一个跨国比较的实例来说明政策问题的重要性。与处于低海拔平原的孟加拉国相比，大多数人居住在海平线以下的荷兰显然更易遭受海水的淹没，但自1953年以来荷兰从未发生过洪水，而孟加拉国则动辄发生大洪灾，使其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向发达国家请求援助。报告将原因归结于荷兰的制度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完善的基础设施，而饱受政府滥权、腐败、渎职之苦的孟加拉国，一经洪水袭击则损失惨重。

　　故此，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概要完全没有提及温室气体，而是呼吁各国建立有良好界定的、易于执行和公开交易的产权，保障全国民众、尤其是城市周边贫穷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建立独立、公开、透明的司法系统，取消各种扭曲性的政府管制与税收政策。

　　会后，作为“气候变化公民社会联盟”的代表，英国智库“国际政策网络”(IPN)主管朱利安·莫里斯(JulianMorris)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莫里斯也是该组织的创立者，兼任英国白金汉大学客座教授。莫里斯的看法当然仅是一家之言，但正如英国作家孟肯所说，“对于所有复杂的问题，都有一种简单、明显却又错误的解决方法”。也许此种观点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我们忽视气候变化的危险性，而是让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进而在一片 “绿色”、“节能”、“和谐”的生态与道德呼声中，关注更深层面的制度建设。

　　访谈

　　被操纵的议题？

　　经济观察报：首先要问的是，气候变化是不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抑或说它只是个被媒体、政治家等夸大其词的事情？

　　莫里斯：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都是对的。气候变化一直在发生，人类很可能对此产生了某种影响，不过影响的程度在我看来是不清楚的。由于气候自身的性质，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其未来的变化。如果有人说，他们有90%的确信，可以认定人类对气候产生了影响，那么在统计学上是无法做这样的断言的。这个问题被夸大了吗？我想是的。许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司、影星、政治家在这件事上已变得极为激动，而对其他也许更为重要的议题则有所忽略。我不是说不应关注气候变化，但这一关注也许与事态本身的危险性并不相符。我想有证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被一些个人和组织操纵了，这些人一直想要推行一套解决方案。他们故意设计这个问题，从而使之与他们业已拟定的解决方案相配。

　　一直以来让我吃惊的一点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就气候变化提出的解决方案，与20世纪70年代就全球变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当时有人论称，硫等物质的过度排放使全球变冷，而这些物质是随着化石燃料的使用排放的，于是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少用些化石燃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些人的主张就变成了要减少碳排放，于是结论也是要少用化石燃料。面对这样预设结论的做法，我们的思路是，假设存在真正的问题，现实的、成本上高效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份报告的内容。

　　经济观察报：你说有些人在操纵和设计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假如是这样，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人从中获益呢？

　　莫里斯：参与气候变化争论的团体很多。核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强调气候变化问题非常热心，很明显他们在这里边有利益。气候学曾是一个很边缘的学科，但现在已经很主流了。所以气候科学家也许在不经意间从气候变化议题的升温中获益。环保团体借气候变化问题来抬高他们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的大型环保组织靠着宣传吓人的故事来获得运转依赖的资金。主要环保组织的预算动辄数亿美元，如果公众担心环保问题，那对他们有利。此外还有各国的环境部长等政治家。以上都是一些从这一争论中获益的群体。但这不是说他们错了，只是说他们有利益来宣传一种特定的观点。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报告认为，《京都议定书》也许并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法，为什么？

　　莫里斯：因为《京都议定书》本身并不要求对碳排放做大幅的削减，而只要求适度的降低，而且只对工业化国家有这样的要求，而这些国家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例在降低。所以来自其他国家的碳排放增加很可能超过这些国家的削减，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中印两国碳排放的大增，其部分原因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在履行《京都议定书》的义务时，商务成本上升了。就算彻底履行这项议定书，到2100年也只能将变暖推迟6年左右，所以这样的效果是很小的。如果会发生气候灾难，《京都议定书》是没用的，它减少碳排放的效果很弱，成本又非常高，相当于每年1000亿美元。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完全可用在更合适的地方。

　　经济观察报：但你觉得削减碳排放是否是当务之急呢？

　　莫里斯：不是。我觉得要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成本更低廉的办法。有人称气候变化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多，但如果现在就投资于防治疾病的方法，改善基础设施，使人们更易获得干净的饮用水，那么可以以比减少碳排放低得多的代价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随着人们疾病的减少，生产效率也会提高，其对经济净效果将是正面的。与其费劲地削减碳排放，还不如找办法来改善经济结构，使其更高效，更能给民众带来利益。所以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树立正确的经济结构，鼓励民众发挥企业家的冒险创新精神，脱离贫困，从而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报告中探讨的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的首要机制。

　　我们也探讨了发生灾难性的气候问题的可能性，在那时应该是地质工程发挥作用。如果气候真发生巨变，给社会带来大灾难，削减碳排放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一方面研究如何适应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想办法鼓励一些地质工程科技，例如将硫发射到大气层之外，使之反射太阳光，从而直接给地球降温。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都可以迅速地发挥作用。所以我想正确的讨论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一心沉溺于思考如何削减碳排放。

　　产权解决方法

　　经济观察报：对于你所说的这些科技，你觉得最好是由政府提供激励机制来发展，还是把这个工作主要留给私人部门去解决？

　　莫里斯：经济发展史与科技创新史大体上表明，政府在扶持新科技方面的成绩是很差的，而私人部门却有合适的动力去做好。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他们就有动力以较少的资源去创新，而且污染物的排放也会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好是由私人市场去解决。

　　经济观察报：现在英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法治、明晰的产权、自由的市场等因素是既存的，而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先建立上述机制之后再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现在就应该以政府为先导推进这项工作？

　　莫里斯：我不觉得政府有多大的能力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果以政府为先导，他们也许会做一些适得其反的事情，甚至会减缓原本可能有益的创新。所以在我看来，更理性的方式是，政府应当逐步退出一些公司，尤其是那些生产私人产品的公司。在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的正确作用是建立并执行产权，而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无法以纯粹的产权方法来解决问题，就应该实施防范污染的管制措施。在那样的情况下，国有公司与政府管制就会发生冲突，而在中国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受到的政府管制要比私营企业宽松得多。如果要想解决像北京这么严重的污染问题，就应该在应当是私人拥有的企业与作为政府部门的监管者之间划定明确的责任界限。

　　经济观察报：关于这样的产权解决方法，能不能举英国的具体例子？

　　莫里斯：英国的河水与溪流是私有的，所以除了政府监管之外，人们对于水还有很合理的使用。尤其在涉及污染的时候，这是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水的所有者会对污染者提起法律诉讼，其根据就是，他们对于水流与水质有不容侵犯的权利。他们能从法庭获得禁止令，制止污染者对其水流的排放。20世纪50年代一位垂钓者建立了一个组织，此人恰好也是个律师。这个组织确定溪流的所有者，然后代表其采取针对污染者的法律行动。自这个 “垂钓者合作协会”(AnglersCoop－erativeAssociation)建立以来，共对污染者提起了2000多起诉讼，只有几起败诉。事实证明，这是应对污染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完全通过私人部门进行，政府惟一的角色就是确定产权并通过法庭保障其实施。这个机制是不需要政府的监管者参与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中国，要应对污染等环境问题，是否更好的办法是政府放松一些控制，改革法律体系，并促进更大程度的市场化？

　　莫里斯：我认为初步的做法应该是私有化。下一步是建立明确的产权体系，使产权的所有者得以拥有不遭受污染的权利。当然监管体系还是存在的，但为了让私人解决方案与政府体系同时发挥效果，必须确保民众享有平等的法律救济权利，而且要避免法庭不公正地偏向政府一方。需要强调的是，防范污染的管制措施并不足以制止私人的行为。这也是英国的问题，人们将管制看作制止私人行为的保障，从而使针对空气污染的产权解决方案失去了效果，而我之前提到的河流的例子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在那方面政府的干预不多。我觉得上述的做法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处，促进社会的和谐。

　　经济观察报：与之相反的集中规划的方式，你觉得相比而言不是较好的办法？

　　莫里斯：集中规划就是由政府颁布指令，规定允许怎么做、不允许怎么做。这有许多的问题。首先这样做不反映人们真正的需要，而只是官僚机构中的一些人独断专行。如果这样做不符合民众的心愿，民众会抗议，从而破坏和谐。这还经常会导致“寻租”和腐败的问题，而“寻租”会导致浪费，因为有人会从监管或者对资源的分配中获取“租金”，因而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体系。

　　经济观察报：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都采取措施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在你看来这也未必是好的方法？

　　莫里斯：这将鼓励投资投入到也许并不那么有效的科技上面，因为惟有私人部门才更明白该如何使用资本。这不是说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好，而是说几乎可以断定，政府主导的方案不会是效率最高的。我在报告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将多种新科技结合起来，可以大大提高能效，减少排放。但你无法对此事先规划，因为各种科技都是彼此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其原本的意图并不在于节能，只是事后发现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助于节能。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这说明我们无法做集中性的规划来设定科技创新的进程。所以集中规划是错误的，而且可能产生反效果，因为当你对一些预设的科技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另一些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用途的科技，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来研发。

　　增长的极限？

　　经济观察报：有一些组织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极限，例如“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说法。你是否赞同？

　　莫里斯：“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报告是基于电脑模式做的。把这样的做法称作 “垃圾输入－垃圾输出”(garbagein，garbageout)，已经是很给面子了。报告对于未来的趋势做了过于简单的线性化处理。其基本假设是资源价格将持续上升、污染物的集聚将持续增加，因而产量将逐渐降低，所以报告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将出现大范围的饥饿，这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错误的原因在于，报告对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假设是错的。报告忽略的是，人类的适应力很强，总能投入资源来创新。例如人口增加问题，如果认定资源是有限的，这会带来吃饭问题。但为他们所忽略的是，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大脑的增多，而这为创新进程做出贡献。事实上我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创新率也提高了。

　　经济观察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 《不合时宜的真相》，就气候变化的危险对世人做了很严峻的警示，你对这部影片如何评价？

　　莫里斯：戈尔真诚地相信存在一场气候危机，而我真诚地相信他错了。我认为他的根本性错误在于结论，即假如有气候变化发生，那么惟一的解决出路是减少碳排放。我不接受这一看法，我觉得这完全是种缺乏创意的应对方式。该片的确很有影响力，说服了很多人，但我觉得那是部不合时宜的影片，导致对气候变化的恐惧情绪更广地蔓延。美国国会最近在讨论的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法案，也包含了保护主义的条款，规定如果中印等国不采取措施减排的话，就减少从这些国家的进口。这对美国不利，因为我们知道贸易制裁主要伤害的是进口国，而且这也对中印等国不利，是一种“双输”的局面。惟一从中获益的是一些利益集团，例如传统制造业、农业等。

　　经济观察报：气候变化也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有人呼吁富国将大量的节能科技低廉地转让给穷国，与此同时，也许是由于欧美国家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它们会向发展中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求其减排。对于这样的做法你如何看？

　　莫里斯：如果中印等国与西方国家达成一项宏大的交易，前者同意减排，从而换取后者提供免除专利的科技，这很可能产生反效果，会影响所有公司投资于创新科技的动力。因为当欧美的公司知道这样的事情后，他们也许就不会投那么多钱来研发了。对于中国人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政府应推动“去集中化”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在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危机的时候，要求中国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是很不合适的。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希望改善穷人的生活，而且正在为此寻找创造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存在的，但降低碳排放、与欧美国家签订有关的协议，绝对不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中国应集中力量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不是为欧美国家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