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耐污能力强”的科学追问

阚海东

0.5微米颗粒物入肺最危险

◎阚海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副主任）

雾霾已经成了全中国的热门公共卫生问题。

去年1月，北京的污染浓度和当年“伦敦烟雾事件”差不多，就连南方那些不常有雾霾的地方也没幸免。2013年12月6日，上海PM2.5的最高浓度超过600微克/立方米。

那么，我国在大气污染和居民健康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其实，我们对空气污染和健康领域的急性效益、每天污染物波动和居民健康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单个城市研究、多中心研究、固定群组研究、2013年初雾霾天气与健康的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等。还有一种是干预研究，在这方面，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机会。

首先，我要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做的多中心研究。我们在中国17个城市同步开展了空气污染对居民的影响研究。这个研究的价值有如下几点：

第一，涉及全国各种大气污染物暴露反应关系。第二，比较中国大气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危害和西方国家是不是存在差异。第三，研究大气污染对健康危害是不是存在区域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存在不良影响，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尤其显著。可见，大气颗粒物是我国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我们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污染更加敏感，而且不仅仅是对空气污染更加敏感，所有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毒物，包括吸烟，女性的反应都比男性大。当然，不同年龄段也不同，老年人对污染更加敏感。

另外我们发现，尽管广州和福州等东南城市的大气污染水平相对较低，但是，由于这些城市大气中污染物的种类与兰州等西北城市不一样，其对健康的危害程度要比后者高。我们国家这么大，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首先，它与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水平和成分来源有关。我国西北地区比较多的大气污染物来自大自然，自然来源的颗粒物对人的毒性相对较低。东南地区主要来自烧煤，烧（石）油。研究发现，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不是一条直线，每年夏季最高，春秋季较低。我个人觉得，这肯定与不同季节人的暴露模式有较大关系，在夏天，人更愿意到室外。

那么，是什么成分在决定PM2.5对健康的危害程度呢？这个数据对我们控制污染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强调通过控制建筑工地扬尘来减少雾霾，但是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钙元素（工地扬尘产生的颗粒物）到人的肺里面去，不良反应并不太大。最后我们得出共识，自然来源的颗粒物对人体有害，但害处更大的是燃油产生的颗粒物。

未来要重点控制哪些颗粒物？我们把不同直径的颗粒物和健康做一个关联，想追问多大的颗粒物对人的健康影响最大。结果发现，0.5微米是一个分界线，粒径小于0.5微米的大气颗粒物(PM0.5)与大于0.5微米的颗粒物，在肺里面的反应大不一样。我觉得未来应该更多地关注粒径在0.5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它们才是引起较大健康风险的最危险物质。

吕忠梅

我们的环评里没提“健康”二字

◎吕忠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我从事环境保护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在“环境与健康”立法和推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关于“环境与健康”，我们进行了一些文献的梳理，还做了社会学的调查，最后以重金属污染作为研究的一个切入口，我们选择了铅和镉。

从2006年开始，我们对2004年至2013年发生的63件案子做了分析。事件主要发生在我国东、中部区域的农村，其中33件引发了严重群体性事件，56件致健康损害，19件涉及健康问题。

要立法，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立法涉及各种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现行法律能否满足环境与健康监管的需要？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体制？第三，从法律上来讲，环境污染物从哪里来？政府应该怎么监管？第四，要进行公共健康干预，涉及政府公共干预措施，还涉及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发生纠纷时，怎么处理？应该由谁赔偿？怎么赔偿？

另外，危害还有一个累积性的特点。我们分析的63个案件中，有90.5%都是累积性的污染。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件爆发后处理方式是否合适？这都是法律要面临的问题。另外，损害赔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确定因果关系。从法律上讲，必须找到因果关系才能够决定谁来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像重金属污染这样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何确定？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临的难题。

环境与健康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恰恰没有风险管理。我们的环境评价制度里，“健康”二字提都没有提，只评估新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并没有评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说明我们的环境标准体系还不尽科学，没有真正把人体健康的标准作为环境保护标准的一项核心内容。此外，从执法手段上看，现在各个部门的信息也还没有实现共享。

最后是环境责任追究，责任方到底要赔多少钱？我们统计了1000多件环境案件的司法判决结果，发现受害人能胜诉的非常少，胜诉也只赔偿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什么？比如死多少鱼就赔这些鱼的钱，人受害了只赔医疗费、误工费，以及一点营养费，别的就不赔偿了。受害人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

我们还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难运行，管理手段不能适应风险管理需求，公众参与严重不足，“有牵头无统筹，各干各的”。我们去县一级调查，发现卫生部门根本不管环境与健康的问题，只管“看病难看病贵”，健康问题归谁管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到环保部门，环保部门说归卫生部门管。第二，现有的管理手段不能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只等到出很严重的污染事件了，才成立领导小组，开展调查。

另外，一旦出了严重污染事故，往往找不到问责主体，因为没有环境监测机制。结果往往是“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最后谁都找不着”。信息不公开也是一个问题，发生事故以后要不要告诉公众？一些项目有健康风险，上马前要不要告诉老百姓？我们去多个部门调查，都说不能告诉。为什么？因为一告诉就要闹事。但是，这种封闭的管理模式能解决问题吗？

最后，事故发生后，通常有十几份鉴定书，五花八门，这是因为我们在污染危害健康的事件处理中缺乏技术保障。要解决以上问题，个人认为我国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与健康法，现在全世界只有一部环境与健康法，是韩国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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