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文学方兴未艾

　　不久前读到两部报告文学:一是邢军纪、曹岩合著的《北中国的太阳》，一是金辉的《大江源》。这是两部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作品，其中包括忧虑与信心，特别是在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北中国的太阳》写的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其中写到了“三北”的灾害，写到了老百姓遇到的困难，也写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感人的精神。《大江源》则是一部记述亲历的作品，作者本人就是一位环保志愿人员。作品描写了十余名环保志愿者为在可可西里创建长江源区第一座、也是中国惟一一座民间环境保护站的经历——这个站被命名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江源》不仅突出讲述了曾七次涉足长江源头的环保志愿者杨欣及其同伴的故事，而且揭示了长江源区生态环境被大规模破坏的严重态势及触目惊心的事实。作品写得情真意切，可谓怆然动容、垂涕而悼。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只有这么一条长江，我们不能没有长江”，“面对百年长江，我们这一代人将如何做才不愧对中华民族的千古历史？”

　　这两部作品提醒了我们:这十余年来，与环境生态保护相关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面对日益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我们的作家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以不同的洞察角度写下了一批很有警世分量的作品，且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的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就曾有3部涉及生态环境的报告文学获此殊荣。它们是冷梦的《黄河大移民》、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因而也就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就作家的视域而言，生态环境还不仅仅是生态环境，其中还包含着丰富浓厚的社会生活意蕴——文化的、政治的、社会人性的、历史进程的，乃至根深蒂固的“国民性”问题，都可能在生态环境领域获得生动而深刻的体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广阔的亟待进一步开发的文学领域。

　　再读刘茵(《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的《地球·人·警钟》，更加论证了我对中国生态环境文学创作所做的方兴未艾的估计。当读到岳非丘的中篇报告文学《只有一条长江》时，更是思绪万千——这是十几年前写下的“万言书”，书中早就提醒国人:“警惕啊！人们，生态失去平衡，长江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