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中国“智”造走向世界

　　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外的喧闹依然可以清晰地传进来，病房里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脚步声、护士的叮咛声、翻书声……

　　但病房的孩子们听不到，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有期望、有失落……这些情绪他们也无法说出口。

　　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主任戴朴教授告诉记者，我国每年新增听障儿童达6万多人。在所有致聋原因中，遗传因素是导致聋儿出生的主要原因，比例高达60%%。

　　“不过，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听障儿童将会越来越少！”

　　戴朴的自信不是无源之水。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研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几年努力，自主创新，研发出“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系统”。该系统可以快速准确地对与遗传性耳聋密切相关基因的突变位点进行测序。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教授说，通过孕前基因检测，可以避免生下带有基因缺陷的婴儿。在婴儿时期，通过基因筛查，发现缺陷儿童，及早使用辅助设备，可以帮助孩子学会说话；或者发现基因敏感性儿童，避免其终生使用耳毒性药物。

　　戴朴和程京讲起技术，平淡朴实，但充满责任。正是他们这样的科学家，短短10几年，中国的生物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自己主导“炎黄99”，生物芯片从零到初步形成产业……我国生物技术总体水平正在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生物经济在不断孕育新的产业方向和增长点。

　　解读基因“天书”打开生命之门

　　一个基因图谱，就能告诉你生、老、病、死。这个图谱，被科学家称为生命的“天书”。

　　半个世纪，人类一直想解开这部天书。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拉开发达国家解读“天书”的序幕。而9年后，中国才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1％的测序任务，成为参与这一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

　　“炎黄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博士说，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加入这个计划。

　　在科技部、中科院的支持下，华大“华大基因”在1999年英国召开的第五次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战略讨论会上争取到参与的机会。会上，中科院院士杨焕明提交了已经完成的近70万个碱基的测序和组装的数据，并承诺在2000年春完成1%%区域任务。

　　王俊说，不过，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定的只是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黄种人具有自己特殊的遗传背景，突变位点与白种人不尽相同。

　　戴朴指出，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种，致病基因是不一样的。以遗传性耳聋为例，中国人是GJB2的235C缺失，而外国人以35G缺失多见。

　　因此，为了能更好地了解黄种人的基因，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学家启动“炎黄计划”，绘制世界上第一个黄种人全基因组标准图。

　　2007年10月，我国科学家首次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独立完成100%%中国人基因组图谱，意味着每个黄种人都可能拥有自己的基因组图谱。

　　程京说，通过基因图谱，可以发现自己容易得什么病，应该采取什么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以延长自己寿命，提高生命质量。而且可以通过检测药物敏感基因谱，确定敏感药物，无需尝试即可直接使用对病人最为适合的药物，从而避免药物副作用，提高药物疗效。

　　我们似乎可以预期，一个个体化诊断、个体化治疗的时代即将来临。

　　水稻基因组计划给超级稻插上腾飞的翅膀

　　2002年4月5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以14页的篇幅发表了中国科学家《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一文。该文被称为“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对发展中国家的温饱问题和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王俊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说，“美国公司也在做，如果比他们晚一步，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于是，王俊他们开始与时间赛跑，在实验室里经过两个月的苦战，2001年10月20日中国科学家向世界宣布：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完成。

　　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至美国《科学》杂志主编亲赴北京。“我专门跑过去跟他合影。他看我那么年轻，非常惊讶。”王俊回忆道。

　　这个水稻基因组“精细图”，将为全面阐明水稻的生长、发育、抗病、抗逆和高产规律，推动遗传育种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水稻专家袁隆平评价说：“水稻基因组研究将促进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非典芯片，研究和应用的完美结合

　　2003年春天，非同寻常的灾难考验着中国。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这场战斗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为抗击非典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2003年4月15日凌晨，刚刚分离制备出的冠状病毒RNA送抵华大，非典测序拉开序幕。36个小时后，4个新型冠状病毒株的全基因测序全部完成。此时，专家们已经研制出“免疫荧光法”快速诊断技术，但它必须等到患者产生抗体后才能检测出阳性结果，而且康复后的患者，由于抗体的持续存在，会出现假阳性。有没有一种更准确的诊断方法呢？

　　在北京，生物芯片的国家队在准备，SARS的碱基序列一公布，他们就开始行动。七个不眠不休的日夜，非典芯片问世了。当用芯片对北京所有疑似病例排查完毕后，将结果上报给北京市卫生局。

　　程京回忆说，其实当时他们早就想做出芯片了，但是没有测序结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HLA基因芯片，打破垄断并走向世界

　　每一个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前必须做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检测。以前，检测试剂一直被国外垄断，每年数亿元的检测费用落入国外厂家的腰包。如今，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HLA基因芯片分型技术，打破了这一垄断。

　　HLA基因芯片是我国生物芯片产业从无到有跨越的见证。程京清楚地记得1997年应邀参加香山会议的情形。他以生物芯片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许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听说生物芯片，有人甚至以为它和电脑芯片一样”。

　　而1987年，美国就已经开始生物芯片的研究。程京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生物芯片。1999年，他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迎来了我国生物芯片的春天。

　　2000年2月29日，程京应邀参加了国务院办公厅第十次科技讲座。他为朱镕基、李岚清、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作了长达两小时关于生物芯片的报告。

　　“讲完之后，朱镕基总理问了一些相关问题，然后叮嘱坐在后面的部长：6个月建起一个生物芯片研究中心。”回忆当年的情况，程京为朱镕基的魄力而感慨。半年的时间，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随后，我国生物芯片成果迭出，不仅打破了该领域一直被国外垄断的局面，而且实现了中国“智”造的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新世纪迎接生命的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曾提出，2020年生物经济将取代信息经济。

　　“生物经济不会像网络经济那样形成‘胜者全得’的垄断局面。生物技术产品的多样性，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说。

　　而中国人也在辛勤努力，几年间，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也迅猛发展，我国生物医药技术产业迅速壮大。2006年，医药工业的生物制剂工业生产总值达到422亿元。2002年1月至2007年5月，共有129个生物制药品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其中包含世界上第一个走上临床的基因药物———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

　　“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在生物经济时代占有一席之地。”程京的话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