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界对汶川的承诺：20年重建心灵家园

 

 

 

刘凡从4年前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心理学系，毕业后他选择了一份薪资优厚的外企工作，5月15日，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他向公司递交了一份长假条，订了飞往成都的机票。

 

受过专业教育的他知道，尽管地震后的心理创伤会持续很久，但心理干预越早介入越好，“就像外伤一样，如果第一时间止血，就不会发炎恶化”。

 

刘凡从对《科学时报》记者讲述他的救援经历时平静而淡定。他在网上与另外几位志愿者取得联系，他们决定组团飞赴四川。但前期工作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后他们终于和成都市团委取得联系，按照规定，他们这个自发的民间小组被派往德阳，但首先需要接受一期专业心理救援训练。

 

这在刘凡从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他没有像其他志愿者一样“先到灾区再说”，他知道心理救援是一项“科学、冷静、长期、有组织”的“巨大工程”，“科学的、有组织的安排才能奏效”。

 

灾后第五天，他们被成都团委分配到德阳教育局，教育局安排他们到当地一所小学，对那里的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

 

在这之前，他们接受了中国心理学学会组织的紧急灾后心理干预培训，尽管很短暂，但一些基本知识被灌输到许多非心理学专业人士那里。

 

“我们被告知一些心理救援中的注意事项，比如不穿带有‘5·12’等相关字样的T恤衫；不说一些‘不要哭，坚强些’、‘你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这些看似安慰人的话；接近孩子时要蹲下身子和他们的视线平行；通过游戏的方式沟通交流等等。”刘凡从告诉记者：“大学时期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很有用处，我能帮助我的队友们。”

 

刘凡从和4个队友在这所小学呆了两天半，他们告诉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睡觉、锻炼，有个强壮的身体；他们陪伴孩子们游戏；只要孩子们不提地震，他们就绝口不提；只要孩子们白天游戏时的情绪有些好转，他们立刻鼓励和振奋；他们告诉孩子不要独处；当不好的回忆出现，立刻强迫自己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他们相信“自然交往”是最合适的方式。

 

“其实在这个阶段，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有人陪伴，那种很自然的陪伴。”刘凡从说：“这个阶段，心理救援者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他们的父母。”

 

 

像刘凡从这样的志愿小组只是心理救援战役的先遣分队，在刘凡从看来，初期阶段的心理干预过程多少有些生硬，灾后心理救援应该是个长期工程。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难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在2008年心理学家大会上分析，按照这个比例，汶川地震心理受灾人群将达到1849余万人。

 

在北京中美华医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筱丹看来，汶川地震发生后，大大小小的心理咨询团队在为灾区人民服务期间，常常是“好心做了错事”。

 

筱丹注意到，在一些大的灾民安置点，前前后后会有二三十个心理救援队伍与群众进行交流，但是这些队伍相互之间并没有进行事先的协调，通常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各个队伍之间说话做事的方式常常不相同。“有的向左，有的向右，这种流动性的救援往往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筱丹说。

 

针对志愿者的紧急培训在全国无数个城市不约而同地进行。“尽管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志愿者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提示，但不可否认，这种集训通常是填鸭式的。”刘凡从说：“这种填鸭式的训练很难迅速转换成有效的、科学的、专业的救援。”

 

在心理危机干预中，有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让受惊吓的人在一种刺激下，将恐怖的记忆完全释放出来，达到摆脱负面情绪的作用。

 

在国外，对于已经经受恐怖情景的人，要让他脱离原来恐怖记忆的环境，要在他感觉安全的环境中强迫他进入记忆，然后再引导他释放。“这是在心理学上常常被用到的模式，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危险的模式。要产生正面的效果，必须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下进行，同时要确定引导对象的心理素质是否适应这种模式。”筱丹介绍。

 

从筱丹掌握的资料来看，不少心理咨询师对一线灾民采取了这种方法，并且很多时候，一个灾民常常要经历几次这样痛苦的“释放”，“这样的做法留下了一些沉重的伤害，以至于一些受灾的老百姓对心理学产生了恐惧，觉得心理学就是来吓他们的孩子”。

 

刘凡从的小组在德阳呆了3天后被分配到绵阳。绵阳受灾群众有100多万，分为1101个安置点。大量的工作需要靠志愿者去完成。但能调配的志愿者只有区区50名。可是出现在地震棚里的志愿者何止成百。绵阳市一所中学的校长，在一天之内要接待三四个志愿者团队，以至于到最后他拒绝了所有外援，他的理由是：“没用，孩子太累了，让他们安静一会儿。”

 

“对同一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强行的心理干预，只会适得其反。”筱丹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心理咨询师不能系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

 

迄今为止，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以心理干预为主的心理救助工作被提上日程表首页。从政府组织到非政府组织，从学术组织到科研院所，从国际组织到民间机构，从上百人的团体到三三两两的无组织志愿者、自发者等。参与这一救助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之众，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

 

 

“和人们高涨的热情相比，心理救助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却相当贫乏。”亲历过灾区现场救援的刘凡从谈起这场有些仓促的“心理救援战役”时，反思的东西很多、很深刻。

 

张侃把灾后心理干预分为3个阶段——应激、灾后和重建阶段。在心理援助可以发力的应激和灾后阶段，局面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5月19日就赶赴灾区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史占彪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把技术丢在一边，忘记所有模式，只是陪伴聊天。”“没有去灾区做过心理援助的人会觉得这个组织怎么这么乱，我告诉你，这很正常。”

 

而3次前往汶川灾区的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林春告诉记者：“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没有建立灾后心理救援机制，混乱的局面是注定要承受的。”林春说：“必须要国家统筹！”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将心理援助纳入规划，但由于缺乏具体执行措施，心理学工作者们仍然感到步履维艰。

 

最明显的是投入不足。

 

政府层面没有专项心理援助拨款，科研项目或者课题经费有着严格的使用限制，各个渠道的捐款几乎没有流入心理救援专项。“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都认为，需要把钱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而心理援助，看不见，摸不着，用钱干吗？”林春说。

 

此外，“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而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林春说，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灾后心理援助惯例，心理学上将援助对象分为4个层次：一是直接受害者，包括伤残者和被救援者；二是遇难者亲属；三是救援者，包括救援队、医疗队、志愿者、记者、心理咨询师等；四是非直接接触者，包括通过媒体接受灾区信息的人群。理想的情况是对所有人群都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和支持。

 

“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还远远做不到，我们只能重点对第一、第二类人群进行干预，受害者本人和遇难者亲属是我们的重点援助对象。”林春说：“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对医生、军队、记者等等救援者也提供帮助。”

 

按照国际惯例，每10个受创伤者应配备一名心理师，每10名心理师应配备一名心理督导。按照这个算法，中国需要在前线工作的心理师缺口达10万之巨。

 

“事实上也需要10万人。”林春说：“当然我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目前中国真正能够投入前方进行有效工作的仅有几千人。”

 

而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培养一批能够提供基本专业服务的志愿者，“通过培训志愿者来放大心理学家的能量”。

 

 

局面在震后一个月逐渐变得有序而安稳。

 

到目前为止，中科院心理所已经和四川当地合作，建立了5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包括安县、北川、德阳、都江堰、绵竹、绵阳、江油等在内的10个心理援助站点。首个心理援助站建在绵竹，第一批工作人员已经到达。相关部门提供了150平方米的辅导空间，先期运行4个月。参与人员全部以志愿者身份参加。

 

中国妇联、中科院心理所和健康863网联合组织了126个心理救援团赶赴一线。救援之后，在中国妇联的支持下，在成都、山东和云南建立了3个孤儿收容基地。妇联还建议，能否组织心理专家队伍，每个月都到这些基地去，持续地对基地的孩子进行心理救助。如果可以的话，妇联认为可以在这3个地方建立地震灾难长效干预机制研究基地。

 

据张侃介绍，四川当地的站点都是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的，每个站点至少配备7名工作人员，包括1名精神科医生，评估并诊断常见的精神疾病；2名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和个体危机干预；2名心理辅导员，进行团体心理辅导；至少2名工作人员，负责站点的行政事务。

 

据史占彪介绍，心理援助工作站是国际国内固有的模式，这些稳定的站点可以让那些需要寻求帮助的灾区群众能够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给灾区群众提供一个稳定、安定的感觉。“就是让他们觉得我想找你就能找到你。”史占彪说：“给他们一个稳定的依恋，对于救助心灵的创伤非常有价值。”

 

除了提供一个稳定的救助空间，中科院心理所还承诺，为灾区提供20年的心理援助服务。他们强调，要尽快培训四川省的心理学工作者，在未来的20年中，使他们由参与援助工作，逐渐过渡到成为援助工作的主导力量。

 

张侃提出的3点建议正在成为一线的心理学者们努力的方向：

 

一是壮大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队伍、提高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技能水平、建立长效的培训和资格审查机制、储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紧急援助队伍；二是对全民进行普及教育，普及心理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能；三是进行科学研究，为心理危机干预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开发工具、评估工具或模型模式的有效性等，以及为国家提供全面心理危机干预预案的相关建议。

 

林春这次回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招募志愿者。

 

然而，最理想的状况是尽可能多地培养当地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们能够在那里扎根，真正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有效的服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林春通过自己的关系，从台湾邀请了两批临床心理学家赶赴灾区。“台湾的应用心理学水平跟国际一流水平相接近，他们经历过地震灾后救援，最重要的是——他们说汉语。”林春说，这些心理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尽可能多地培训志愿者，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具备心理干预的实际操作能力。

 

 

“通过地震后心理危机救助工作的开展，发现了我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短板，中国不仅需要发挥心理危机干预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措施中的作用，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长效机制。”这几乎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震后共识。

 

20年，正是基于事实需要和历史经验所作出的科学的承诺。

 

建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成为摆在每一个心理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张侃指出，历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恐怖事件、战争等人为灾难的冲击，发达国家灾难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主要表现在政府立法、机构组织形式、心理援助的实施、心理援助人员的储备、政府的重视和资助等方面。

 

筱丹提出4个要点：第一，建立与国家相关机构协同作战的长效机制。国外比较成熟的经验是，在国际救援队伍中注入了心理救援体系，心理工作者随救援队第一时间抵达受灾现场，快速筛选需要心理危机干预的受灾及波及人群，科学评估被干预人群心理危机的严重程度，并迅速制定心理危机干预方案，当救援行动进入第二时期，心理危机统计分析报告与诊疗方案已经可以实施。

 

第二，建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培训长效机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更是大量的、大面积的、持久的专业人才队伍及冷静科学的操作。应由国家心理研究机构针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针对国内心理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救援队工作者、志愿者及定点机构相关人员，拟定相关教材、编制培训课件、选定培训讲师、组织培训班，建立长效的培训考核体系，培养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救援队伍。

 

第三，建立全国范围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定点机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定点机构网络的形成，将能在全国范围监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后人民群众心理受灾情况，经科学评估后上报国家相关部门，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第四，建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长效机制。包括建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受灾人群心理健康档案；建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评估机制、监督与指导机制和宣传教育机制。

 

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至三四个月，心理援助开始转入中期阶段。刘凡从回到北京后，他的志愿者工作还在继续。“现在地震灾区已由特殊时期的心理援救，逐渐过渡到恢复日常生活的心理援助。我和我的同行们都知道，心理援助工作具有长期性、艰苦性的特点，我们已经作好了坚持20年的准备。我甚至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把心理援助作为我的全职工作来完成。这是我的人生里有着巨大意义的一件事。”刘凡从说。

 

而摆在张侃等中国心理学家面前的，是若干个关键问题：如何将心理援助长效机制纳入国家应急体系？人员如何组织？准入要求是什么？如何筛查高危对象？如何关注特殊群体，如儿童、青少年、老年、留守儿童等？早期心理干预的方法与效果如何？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灾后心理干预中如何应用？祖国医学和养生法（特别是民族方法）在应对灾难中如何应用？社会支持系统的重组及其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怎样构建中国的灾害心理学？

 

中国的心理学家们正在为解答这些问题而思考和实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