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野：环保民间组织的项目管理

　　卢思骋：下面邀请环保民间组织的项目管理，薛野老师发言守望家园。

　　薛野：刚才大家对商业化的词汇非常有兴趣。我今天讲三个词，第一个叫中介机构，第二个叫承担共同体，第三个叫社会企业家。

　　其实今年有两条消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一个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帮助了穷人，同时还盈利了。他知道不是这样的时候，他无法获得成功。大家一提起商业化的时候，大家会震惊，我们是非盈利的，我们还存在鸿沟？真的还存在鸿沟吗？今年的首富第一她是一位女性。第二她是用环保市场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她的财富大概是270亿人民币。在中国前5名的富人中，目前有两位是从事环保行业。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市场的方式仍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回到我的主题，大家对三个部门都非常熟悉，这是一种三角定义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教条。我们没有注意到，三个部门之间，我们很多人把它变成了二元定律问题。比尔盖茨既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想让每个人面前有一台电脑，他实现了。现在他有99.9%的财富捐出来。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组织之中，可能都有这个方式的融合。

　　所以我觉得我们走过十几年中国的NGO，我们合法性的提供了一些支撑的情况，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可能柔和的途径。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叫《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研究阿育王的，阿育王在全世界寻求一些想改变世界的人，非常成功。他想来想去这样的人怎样命名呢？命名自己很重要，因为他觉得怎样思考？我们企业东西是不可能移植到NGO的。实际上，我觉得对企业来说，我们和非盈利组织除了盈利和非盈利有区别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是可以共享的，包括管理人员，包括顾客。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就会出现在《如何改变世界》里的非常成功的例子。所以我建议用这样一个词重新审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顾客是什么？我们的市场是什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最大的共同点要发现世界的一个问题，要找到一个成功的解决之道。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承包共同体，NGO如何建立一个吸纳社会资源的组织，特别是人力资源问题也得到高度的关注。我今天想探讨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所有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会不会是问题的症结？就是NGO是属于谁的？NGO也有产权，谁是大股东、谁说了算。我们知道很多NGO在出现私有化的概念。可能有形势上的民主，但没有真正的民主。我想今天上午演讲者，其中贾西津博士有一个发言，我觉得有一条解决之道，就是承包的模式，就是他属于所有的成员。NGO应该是共有、共享的控制，而不应该是属于一个人。这种模式还有可能降低成本，其实人员在一定程度，可能给NGO带来活力，NGO的不断分裂合乎我们说健康的分裂和复制，可以给NGO带来很多的热情和活力。建立一个开放的，可以进可以出的共同体结构，我觉得有可能是解决之道。但是领导人仍然是成败的关键，领导人的视野仍然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作用。在领导人退休或者死亡之后，这样一种理想和文化，是成为一种传统可以延续下去。我们这个里面还没有出现百年老店，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种机制，百年老店是困难的。

　　第三个，我们中国NGO有个很大的处境，就是转型。这个转型在世界上没有经验，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模式，超出了很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范畴。那么NGO怎么样才能走出一条好的路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看了这上百家以后，我发现他们的面孔都特别相似。然后我觉得他就像记忆一样，你找不出他们的特点，他们就像一个工具下做出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可以对外交流的。对外交流很重要的是，中国最开始的模式确实是来自于西方，那个时候西方扮演了一个主要的推动的角色。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一道西方的工具和语言，我觉得西方的工具和语言确实是有效的，他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建立逻辑和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语言路上整理出一套有效的表达。

　　我觉得回顾中国历史，在转型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所有在中国要成功的组织都必须走出中国的道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总体系有，其实这句话出自于清末的一个人物。我们要把西方成为我们学习和创新的一个不断的来源。是作为我们思想的培养的一个不断的对话者。但是道路需要我们去探索，特别在是一个不能复制的中国经验里面，道路必须由我们探索。我们先找到中国的实践智慧，我们不能复制儒、道、佛，我们也不能复制在转型100年的经验，包括明国时期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但是这个转型的过程，本身的探索就是有异议的。

　　最后要表达的就是所有今天面貌让我感到非常的卓越，其中，我认为缺一点灵魂就是没有自己的哲学和语言，这是需要我们发展的。

　　谢谢！

　　卢思骋：先说一点，刚才黄浩明从一个面上谈到战略发展的问题，所以给大家务虚的有三点，都是总结过去，未来有很多新的方法。接下来希望大家集中去问问题，一些交流可以等到最后的部分。我们问两三个问题，然后继续演讲。

　　问1：薛野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最后讲的一点，觉得大家没有自己的很个性的哲学观的体系。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具体化，很清晰一点。比如说你想要体现的是什么？

　　卢思骋：还有另外的问题吗？

　　问2：我想问一下社会企业家到底在什么程度？

　　问3：也是最后一点，我想目前中国NGO还是在相对初级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要经历一个模仿，然后再创新的过程。但是你认为在还没有模仿到一定成型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独立创新的一个思考。

　　薛野：我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说，我有一个朋友说中国人第一需要能力就是需要发明，对于我们来说只需要学习。我们回忆，中国在经济领域，这是中国最骄傲的领域。我们发现中国每一轮的驱动都来自于西方。所以我觉得模仿不是一个贬义词是我们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来和谁能成功需要探索解决之道。模仿并不能成功，但是要经过这个阶段。

　　刚才还有位朋友提到，怎么需要自己的哲学呢？我举个杜邦公司的例子，杜邦公司在美国历史上很糟糕，向发展中国家总结了很多低技术、高污染的企业，但是他们后来改变了。在60年代以后慢慢改变，在21世纪，他们提出一句话很朴素，他说我们杜邦公司在21世纪有两大使命。之一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在环境中的痕迹。我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唯一的、独特的，甚至是有一些私话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表达。至于我自己，我也是在探索之中，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需求。所有的哲学，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围绕我们的问题的。我们所有要做人力资源的管理建设，不是为了做而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哲学是长期给你灵感的。他包括了解决之道，也包含了理想、目标。你必须在短短的一句话当中提炼出这样的东西。我想它应该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还有朋友问到社会企业家。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融合的事。因为把两个领域的词，我们说把它嫁接到一起，不是简单的物理的嫁接，而是有机器。其实企业和NGO都在探索解决之道，我认为他们之间最相似就是你发现问题，我有解决之道。所有的成功企业都是这样的。

　　毛达：怎么看待企业污染问题，怎么把它做到环保？如果最后不成比例怎么办？污染企业经常把东西卖给某个公司，然后买了这家公司的公司拒绝承担，这怎么办？

　　问4：他有强大的美国后盾，差不多50多个教授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我在西方呆过多年，我知道现在在海外留洋的中国学者很多，我们讨论过艳阳书（音）在中国搞的NGO的形式，目前在中国有没有一个过程？

　　薛野：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公司可以复制这一条。还有人从事这样的社会理想，而且他是中国第一个国际的行动者，所以我们感到骄傲。今天上午有一个发言说中国NGO刚刚登上国际舞台，其实艳阳书（音）在很早就登上了国际舞台。所以可能会给咱们提供机会。他做得很好，很多人都要请他。最近很难复制。

　　但是我们说民国时期的困难是我们不能比拟的，比如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所以我们简单比较。而在某些方面有一点可能，你可以实现什么？这一点把它找到。

　　毛达刚才问的企业和慈善之间的问题。我觉得肯定反对用他的慈善的捐赠来交换他的污染。我觉得如果把它做成一个交易没有意思，如果把它做成包装我觉得这也是我称赞的。我们应该鼓励他的转变、欢迎他的转变。我想他只要是真诚的，而且这个社会有进一步更多的舆论的监督，还有NGO对企业的观察和关注，有可能很多企业的公众和慈善行为更有说服力。

　　问5：薛老师你好，我是《凤凰周刊》的记者，您刚刚在前面提到的三点，怎么样在新成立的某个组织中加以运用？我想只是一个翻译的。

　　问6：我想确认一点，社会企业家是什么概念？因为近两年，可能有些人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企业家学校？《如何改变世界》，我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本书。

　　问7：我想提个问题，NGO他今后真正发展的方向和它的真正的使命感是什么？刚才黄局长提到企业化的管理，包括您提到的社会企业家。我是专门从事废电池的，我的身份很难鉴定，因为我是一个企业，但是又是一个不盈利的企业。我们完全是凭着一分爱心组织到一块的，我们的参与者不需要报酬，同时他们还要奉献。在这个过程当中，针对这种行为，怎么看？现在还有一个名词叫草根式组织，根据这种行为，怎么界定？NGO真正发展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困惑提出来。

　　薛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我只能说我个人对未来几年，五年、十年，我觉得很重要的使命，刚才中国研究中心有一位教授认为，在中国谈大的民主和自由，不是它不好，而是不现实。而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第一条推动信息公开、第二条推动公众参与、第三条推动政府政策。这个历史时期，中国NGO的目标也是手段，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平台期的问题。如果我们闯不过这三个问题，中国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就像一张纸、一桶水非常好，但是总体的趋势难以扭转。“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就像前二十五年一样。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刚才提到“社会企业家”，翻译的名字可能很多？其实NGO领导人一直在扮演着和企业打对台戏的情况下，其实一个NGO的组织一样是要有市场和顾客的，也要有盈利，这个盈利体现在社会价值。可能有一部分能够诉求。这种情况下，社会和你本人确实还有能力评价你创造的价值。我们是有盈利的，我们是创造价值的，不要认为我们没有创造价值。其实货币只是一个更检阅的表达方式而已。

　　中国NGO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NGO的数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生产系统，我们的数量太少了。真正的草根组织才200300家，占中国总数也就是10%，全国社团数千分之一。这样的数量不形成足够的竞争。所以我们说NGO道德的复制是不够的，NGO也会开始自私的，怎么样防止呢？就是要公开。中国经济的面貌、版图的改变就是要靠大量经济人区别创办。就靠大量企业生生死死，创造中国经济的成就，不计成败的去创业，无论怎样，都会丰富我们的选择。整体改变NGO的面貌，就是更多的人多一点胆识和勇气去行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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