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复苏之方 休养蕴生机何处不风光？

湖泊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岸上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禽畜粪便、化肥农药等污染物，大量进入湖泊水体，超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是湖泊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

为了治理湖泊污染，我国各地纷纷开展了有益探索，涌现出一些湖泊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成为“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战略思想的成功注解。

模式一：生态调水，缓解湖泊水资源不足燃眉之急

2009年10月20日，由黄河向白洋淀补充的1亿立方米净水汇入白洋淀，这是为了确保白洋淀不干淀、水位达到生态要求进行的第二十次应急调水。

记者一行乘木船来到属于白洋淀流域核心区域之一的烧车淀，透过清澈透明的湖水，可以清晰地看到绿油油的水草在湖底悠然漂荡，成群的小鱼在水草中穿行，怡然自得。

时光回溯到1988年。因气候干旱、降水偏少、上游水源基本全部截蓄断流等原因，白洋淀持续第六年干淀。当时的白洋淀淀底龟裂干涸，野生鱼虾、水生植物几乎绝迹，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重创。

“那时湖底可以走大车！”老百姓回忆说。

为了挽救白洋淀，在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白洋淀先后20次应急调水，累计为白洋淀补水12亿立方米，保证白洋淀近几年不干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湖泊要“清如许”，源头就要有“活水来”，净水的补充使沉寂多年的白洋淀重新焕发生机。

“水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祖辈生活在白洋淀，今年已经59岁的老汉陈茂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白洋淀干淀时，老百姓简直没有了活路。现在白洋淀的水多了，水清了，鱼虾也多了起来，我们家每年光是接待游客就能有三五万元的收入。”

有专家把湖泊缺水比喻成湖泊患有“贫血症”。在我国，患有“贫血症”的湖泊并非只有白洋淀。全球气候变暖，降雨减少，湖泊的水资源遭受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湖泊水资源不足，湖区生态环境退化的现象在我国十分普遍。

现在，生态调水工程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湖泊开始实施。例如，从长江调水补充给太湖的“引江济太”工程已经成为改善太湖水质的一个长效举措；总投资近160亿元、实施期12年的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更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引江济湖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专家尹炜认为，虽然不得不承认，目前一些引江济湖的做法确实存在调水冲污的动机，而且可能导致污染转移。但是，引江济湖目前被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综合治理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生态修复措施的范畴。有条件的湖泊，在治理污染的同时，配以生态调水工程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在水质明显好转以后，生态调水工程能够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激活水流，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生态调水虽然属于治标的措施，但从近期看可满足“雪中送炭”之需，从远期看有“锦上添花”之美。

模式二：源头截污，减轻湖泊污染负荷

“一碧太湖三万顷，屹然相对洞庭山。”描写的是太湖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是，一碧万顷的太湖，曾经一度因蓝藻问题，成为长三角的心腹之患。

问题出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这是江苏省沿湖各级政府达成的共识。关闭大批“三高两低”企业、执行更加严格的太湖水环境标准、全面推进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强力封堵沿湖排污口、省长亲自挂帅担任入湖河流的“河长”，太湖流域打响了控源截污、根治蓝藻的攻坚战。

如今，太湖治理取得初步成效，最新监测数据表明:太湖湖体中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全面改善，高锰酸盐指数、总氮、总磷和富营养化指数，在上年比2007年同期有所改善的基础上，今年又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0％、11.9％、21.8％和5％。位于太湖内的沙渚、锡东两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持续达标，水质已达到了Ⅲ类水标准。12个国家考核断面的水质达标率达到了82％。主要入湖河道水质同比继续好转，其中氨氮平均值已由去年的Ⅴ类水平转为Ⅳ类水平，湖体中的蓝藻密度均低于历史同期。

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 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所长秦伯强说，湖泊水环境治理应该遵循控源、生态修复和流域管理的思路。“控源指的是外源污染控制，不对流域的各种工业点源污染、城市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仅仅依靠在湖泊里进行生态修复来净化水质，是不现实的。因为生物净化能力是有限的。我国许多湖泊污染治理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湖泊治理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控源截污。”

2009年6月，位于云南省的高原湖泊滇池蓝藻再度暴发。而滇池蓝藻暴发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不能真正做到控源截污:环湖截污工程虽已提出多年，但至今不见有大的动作；盘龙江等主要入滇河流每天仍在源源不断地向滇池排放污水；滇池周边屡禁不止的采矿点、违法企业及农村污水，成为滇池治理的顽疾。因此，只有真正做到从源头控制污染，我国许多像滇池一样遭受严重污染的湖泊水质才能好转，最终恢复生机和活力。

模式三：流域联动，破解跨区域难题，理顺管理机制

梁子湖是湖北省境内库容量最大的湖泊，水面分属武汉、鄂州，流域地跨黄石、咸宁，湖泊管理和保护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给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及整体规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004年4月，在湖北省环保部门倡议和主持下，环梁子湖的武汉、黄石、咸宁、鄂州4市共同签署了《保护梁子湖协议》，湖北省首个跨区域保护的政府协议宣告诞生。至此，梁子湖迈入环保新时期:4市联合决策、实施和监督沿湖控污、治污，以及项目开发。

协议明确规定，成立梁子湖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组织联合整治行动；制定综合规划，协调保护与开发；建立梁子湖规划听证制度——对梁子湖及周边的建设规划和新、扩、改建项目实行环评和听证，通过传媒，公之于众，接受监督；公布梁子湖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案，沿湖单位做到持证排污，达标排放；共同协商，科学确定湖区水质监测点位，定期公布水质监测评价结果。

《保护梁子湖协议》的签署及实施，让梁子湖水质开始止跌回升。最新数据显示，鄂州梁子湖水域为Ⅱ类水质，整个梁子湖湖区1/3水域为Ⅰ类水质。

时任湖北省环保局局长的杨家志说，“跨区域”一直是环保难点。《保护梁子湖协议》规定的内容针对的都是以往一市、一个方面难以做到或者不愿做到的环保难点。

云南省洱海也对流域联动、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进行了大胆探索。多年来，洱海由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直管，一个洱海被洱源、大理两个县市分割，基层管理、保护的积极性不高。为改变这一局面，云南省把洱海管理局调整为大理市属市管，将原隶属洱源县的江尾、双廊两个乡镇划归大理市，整个洱海由大理市统一负责管理，理顺了管理体制。

中科院地理所博士李利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些发达国家，事实上也有河流湖泊严重污染的情况。但采用流域综合管理措施，特别是加强了流域内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全流域的规划和河流恢复计划等工作之后，这些河流湖泊都得到了治理和恢复。目前，这些河流湖泊的水变清了，消失了多年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重新出现了，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恢复。国外的这些案例，虽然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完全照搬，但在某些方面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李利锋指出，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协调是这些河流湖泊得以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我们欠缺的。此外，河流湖泊治理还要调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公众的共同参与，让维护河流湖泊的健康成为流域内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目标。河流湖泊治理与防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部门不能解决问题，靠多头管理也不能解决问题。针对我国河流的特点，应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加快实施流域综合管理措施。

模式四：全民行动，让湖泊保护成为每个百姓分内的事

滇池和洱海属于我国七大淡水湖泊，都属于高原湖泊。在同样遭受污染，又同样历经10年的治理后，滇池与洱海的命运呈现出了不同的轨迹:洱海水质明显好转，已经基本上告别了蓝藻暴发的困扰；滇池水质却仍未根本好转，仍然难逃每年都要暴发蓝藻的厄运。

同样治理为何两样结局？尽管存在诸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姓参与和保护意识的差距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了解，尽管云南省昆明市不断加强保护滇池宣传并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但面对发臭的滇池，很多人仍然显得无动于衷，认为治理是政府的事。

然而在大理，保护洱海的内容被编进了小学生教材，有关部门还组织洱海附近村民参观滇池的污染情况，沿湖群众都有要彻底治理“母亲湖”的共同心愿。每个村子有统一的垃圾堆放点，每天都有垃圾清运车来把垃圾拉走。同时，130名洱海湿地协管员、100名河道协管员来自各村庄，他们每天都在洱海边工作，专职负责清理流入洱海河道的垃圾和污水。庞大复杂的洱海治理工程，就这样轻松地变成了每一个百姓分内的事。

据记者了解，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总面积670平方公里，是下游京都、大阪、神户3市1400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水源地。上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湖边地区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导致琵琶湖湖水逐渐恶化，严重富营养化。1977年，琵琶湖发生了大规模的赤潮。当地政府做出了长期的综合性整治规划，和居民同心协力，经过30年的治理，基本解决了赤潮、蓝藻水华，琵琶湖水重新变清。

日本治理湖泊污染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把环境保护当做一项全民运动，注重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参与意识。滋贺县经常组织当地居民参与各种环保活动，并将每年的7月1日和12月1日定为环境保护日，鼓励居民清扫琵琶湖周围环境。当地政府还通过建造琵琶湖博物馆，进行环境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此外，滋贺县还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环境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熏陶，使环保理念植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水清则民富，水兴则国强。同心协力加强湖泊的管理与保护，切实维护湖泊的健康生命，是我们必然的选择，也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记者 邹静昭 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安徽、湖北、武汉等省市记者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