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 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

　　一种担心由此加剧:节能减排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之前和之后的发展雄辩地证明，强化能耗指标，经济依旧可以保持高速增长；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经济增长后劲更足、能量更大。

　　“十五”期间，天津市一枝独秀，以水资源消耗的零增长和能源消耗的低增长，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一番，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00年分别削减20％左右。

　　为破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北京市下大决心促进产业升级，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对首钢实施整体搬迁。仅此一项，对全市经济增速影响达0.4个百分点。

　　北京市的一系列大动作获得了回报:在我国大陆GDP质量内涵与排序中排行第一，综合发展指数10年来一直稳居全国首位，成为2011年上半年氮氧化物唯一下降的省份……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证明，节能减排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高层次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7683万千瓦，淘汰落后产能炼铁1.2亿吨、炼钢0.72亿吨、水泥3.7亿吨、平板玻璃4500万重量箱、造纸1130万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证明，节能减排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有质量的发展。

　　污染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2005年相比，2010年，电力行业300兆瓦以上火电机组比重由50％上升到73％，钢铁行业1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产能比重由48％上升到61％。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证明，节能减排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有效益的发展。

　　2002年，山东造纸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全省工业总排放量的51.4％，但GDP贡献率仅为3.4％。山东省顶住压力，实行大大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行业标准。至2008年，造纸企业数量大幅减少，而产量增加一倍以上，利税增加两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同比减少58％。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证明，节能减排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可持续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取消对200余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出口退税，拒批投资近3.2万亿元的“两高一资”等建设项目，不仅没有影响“保增长”大局，反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诠释了这样一种理念: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提升经济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带来的不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变，还有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深化——

　　2012年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扣响了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发令枪”，开始由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转变。

　　这一转变虽始于2012年，但与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关系密切。

　　10年来节能减排的积累，为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这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由预期性变约束性，由两个增加至4个，一些地方还增加了对特征性污染物的控制。上海提出了总磷和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的减排任务，湖南则强化了重金属污染控制。

　　10年来节能减排的探索，为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提供了保障。

　　这10年，从中央到地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考核不断深化，队伍建设、管理水平、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不断提升。江苏等地实施“河长制”等措施，河北、浙江等十几个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10年来节能减排的带动，为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孕育了动力。

　　这10年，人民群众更加关心环境问题，更多参与环境保护，更加重视环境权益，环境意识不断提升。2011年秋冬之交，多地频现雾霾天气，公众广泛关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带来的不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变，还有评价体系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发展政绩观的重新认识——

　　政绩考核是发展重心的指示器，也是引导干部行为的指挥棒。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于以GDP评价干部能力与政绩，一些地方不惜以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十六大以来，随着节能减排实践的深入，一系列社会与环境发展指标逐渐纳入考核，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时代一去不复返。

　　“不摘黑帽子，就摘官帽子。”2008年4月，因境内主要河流化学需氧量浓度严重超标，河北省深泽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吃到了石家庄市政府发出的第一张红牌，深泽县所有新增排水项目被停批。

　　这只是一个缩影。

　　10年来，从挂牌督办到一票否决，问责成为减排考核关键词，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惩戒体系不断完善。环境保护部先后对一批城市、集团公司采取了“限批”措施，对几十家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实施挂牌督办。

　　核查核算、区域限批、考核问责不断完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落实了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的法律责任，引导和倒逼各地重新思考发展路径，重新审视发展理念，像重视经济指标那样重视环境指标。

　　10年来的节能减排实践带来的不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变，还有执政理念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民生工程的重视——

　　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

　　“十一五”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环保的财政资金支持，带动全社会环保投入2.1万亿元，推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车道。

　　在这期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项目完成率为87％，较“十五”期间提高22.8个百分点。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有21个省(区、市)实现了污水处理设施市(县)级别的全覆盖，设市城市、县累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3243座。

　　在老工业基地辽宁，2008年，99座污水处理厂建设一次性启动，超过了过去12年总和的1倍。建成后，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86％，县城污水处理率从8.2％提高到82％。

　　没有节能减排硬指标的强力引领，环境基础设施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没有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倒逼，各级政府很难下这么大的决心。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2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七大水系741个重点监测断面中，仅有29.1％的断面满足Ⅰ~Ⅲ类水质要求。

　　而到了2011年，3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的比例为89.0％；十大水系的469个国控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61.0％。

　　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没有对节能减排的强力推进，没有对民生工程的真正重视，环境质量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提升。（中国环境报记者 岳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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