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稻在中国问世40年 需加快“全球化”步伐

2013年10月17日，袁隆平一行来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
查看万亩示范田超级杂交稻的生长情况。陈文摄

 

10月16日是第33个“世界粮食日”。据统计，目前全球仍有8.42亿人长期处于饥饿之中，相当于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遭受饥饿的威胁。

 

与此同时，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种植水稻的国家有110多个。水稻作为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对于满足中国、东南亚乃至非洲、美洲等地居民的“口腹之欲”，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曾经帮助中国人民摆脱“吃不饱”困境的杂交水稻，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却远没有国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今年也是杂交水稻在中国问世40周年。一直以来，让杂交水稻走出去、惠及世界人民，始终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一个梦想。如今，杂交水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推广情况如何？其国际化之路面临哪些困境？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专家，试图还原被冠以“水稻外交”使命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国际化路径。

 

 

1964年，袁隆平率先在我国开展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袁隆平实现三育配套，育成杂交水稻“南优二号”。屈指算来，今年正好是杂交水稻在中国问世40周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杂交水稻自问世以来，即开始了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国际化推广之路。1976年，杂交水稻在中国实现大面积种植。3年后，杂交水稻的种子首次“出国”。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王丰介绍说，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研成果转让给美国。此后，杂交水稻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略措施，在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进行近乎无偿的推广，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

 

这也正是早期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一个鲜明特征——它在很多时候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所谓知识产权的问题并不为人所重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一项对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在1980年转卖给美国时只是简单地签了一项保密条款，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

 

然而，无论如何，近40年来，中国的杂交水稻已在东南亚、美国等地落地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至2010年，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已有40多个国家引种、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国外推广面积达到300多万公顷。

 

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两位都在研究杂交水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和朱英国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50%以上的杂交稻是由中国的技术发展而来。”朱英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目前中国的杂交水稻在美国已形成良好的体系，实现了大范围机械化生产。“在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几内亚等地，推广得都不错。”

 

世界上90%的水稻种植面积在东亚、东南亚，欧洲的水稻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中国杂交稻的国际推广之路可谓风生水起。

 

“朱院士研发的红莲型杂交水稻，目前推广度比较高，因为它有耐高温的特性，在东南亚地区受到欢迎。”朱英国的学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绍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在杂交稻的国际化推广之路上走得更远。早在199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聘请袁隆平为首席顾问，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世界上粮食短缺国家的首选技术。

 

而袁隆平领衔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近年来更是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动作频频。

 

2010年12月29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杂交水稻技术合作项目在雅加达正式启动，该项目由隆平高科和印尼农科院执行。

 

2011年11月，中国隆平高科和印尼国有种子公司签订《关于在印尼全国联合建立优质高产杂交水稻生产、推广、服务体系的协议》。随后，印尼苏钢集团与隆平高科印尼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在苏门答腊省建立杂交水稻示范推广体系。

 

今年7月16日，由中国隆平高科（印尼）OPTIMA水稻公司与印尼苏钢集团合作，在苏北省某村设立的水稻实验田举行试种成功收割现场会。当地部门的分析报告称，收割的产量达到每公顷10.8吨，如果再推后10天收割，每公顷产量有可能超过11吨。

 

杂交稻国际化推广步伐的加快，也为隆平高科带来可观的效益。《中国科学报》记者查询隆平高科半年报发现，2013年上半年，该集团总营收8.4亿元，其中国外市场贡献的营收突破1亿元，占总营收的八分之一。

 

但在袁隆平、朱英国等人看来，这样的推广成绩并不算令人满意。

 

 

事实上，“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一直是袁隆平的心愿。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曾提出“杂交水稻外交”的建议。

 

10月9日，在接受国内多家媒体采访时，袁隆平回应了《中国科学报》记者有关杂交水稻与国际化的提问。

 

“我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凉梦’，一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关于第二个梦），全世界有22亿亩水稻田，杂交稻在中国有2亿多亩，但全世界加起来不到3亿亩。”袁隆平字斟句酌地说。

 

据袁隆平介绍，目前，全球水稻平均亩产量不到300公斤。日本的水稻种植面积在2600万亩到2700万亩之间，平均每亩产量约为450公斤。我国的杂交稻总面积是日本水稻面积的10倍，平均亩产在500公斤左右。目前，超级杂交稻的平均亩产已达到600公斤，面积约有2000多万亩。前不久，第四期超级稻的攻关结果已经出来，百亩连片亩产已达到988.1公斤，距离1000公斤的目标已越来越近。

 

“如果杂交水稻真正走出国门，全世界的水稻田有一半种上杂交稻，也就是11亿多亩，那么平均每亩可增产150公斤左右的粮食。”袁隆平说。

 

谈笑风生之间，袁隆平豪情满怀。但1亿亩与11亿亩的差距，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抹平的。相较杂交水稻在国内的成功，国外的杂交水稻推广依然还须努力。

 

在中国的杂交水稻对外输出的同时，国际种业巨头也相继瞄准了这一市场。他们试图用自己研发的种子来取代中国杂交稻在世界上的位置。

 

公开资料显示，除中国外，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埃及等很多国家，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国际组织以及拜耳、杜邦先锋、孟山都等不少国际大型种业跨国公司，都已开展了多年的杂交水稻育种和应用研究。目前，已有一些杂交水稻品种通过当地国家的各级试验，已经或正在进入商业化应用。

 

据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从育种材料类型上看，不管是三系杂交水稻，还是两系杂交水稻，这些国际组织与公司都已拥有其基础遗传资源，并已初步育成了一些符合当地生产需求的两系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及其亲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说，只要假以时日（可能是短短几年），完全有可能开发出适合各地应用的优良杂交水稻组合。”

 

外在的竞争在加剧，而在中国的杂交水稻进军国际的道路上，由于对国际知识产权的忽视，中国企业开始遭遇一些自己种下的苦果。

 

王丰就曾表示，国内把大量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卖到国外，又没有申请当地国的基因保护，当地国的单位、企业或个人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品种稍加改良后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起来，成为他们的知识产权，导致“种中国稻侵外国权”的问题。

 

如此看来，中国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化道路委实不容乐观。

 

 

在科学家们看来，尽管国际竞争加剧，但阻碍中国杂交水稻推广的关键因素，在于有关部门对杂交水稻技术出口采取的被动保护方式已然不合时宜。我国目前对于杂交水稻种子出口有非常严格的政策限制，这种现状如不加以改变，我国杂交水稻要大步“走出去”将很难实现。

 

“这些年，我国一些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探索国际合作及拓展国际市场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障碍仍然是国家杂交水稻种子进出口政策的限制。”上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杂交水稻亲本种子禁止出口；两系杂交水稻杂种种子不准出口；三系杂交水稻杂种种子须通过国内品种审定5年后方可出口。此后，农业部对这一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修改后的政策规定：允许出口国内已审定3年的三系杂交水稻和已审定5年的两系杂交水稻的杂交种种子；允许出口三系杂交水稻不育系和恢复系种子，以用于国外生产制种；不允许三系杂交水稻保持系和两系杂交水稻亲本出境。

 

“优势明显的两系法杂交稻不让出口，这种现状令人遗憾。”袁隆平说。

 

此前，湖南省农业厅的工作人员也曾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多年来，杂交水稻技术的国际合作，从国家之间的协议到企业的参与，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国种子出口限制条款而使双方合作停留在试验或示范阶段，不能进行大面积生产和商业化开发。

 

李绍清也向记者表示，国内本身政策方面有太多限制，超级稻原则上不能出口。“目前搞杂交稻研究的国家很多，如果别人（比如美国、印度）及时向国际输出，成为新的输出国，我们在时间上就不占优势了。”

 

“中国的杂交水稻在国际上还存在内部竞争的问题，我们在国外做种子销售的公司有很多，但这些企业没有有效整合起来。”朱英国说。

 

 

9月19日，袁隆平在湖南隆回县宣布，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Y两优2号”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达到926.6公斤，再次刷新世界杂交水稻高产纪录。

 

空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却因为政策限制和恶性竞争，导致“水稻外交”迟迟难有重大突破。何以破局？

 

专家们认为，唯有在技术出口层面实施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在“保护中开放、在开放中保护”，才是杂交水稻大规模国际推广的有效途径。

 

加快杂交水稻的国际化推广，不但可以为国际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可以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带来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重效益。“比如美国有600多万亩杂交稻，每年给我国缴纳3%的专利提成，就有400多万美元。如果世界上一半的稻田都种上杂交稻，每年可为我国带来上十亿美元的收入。”袁隆平说。

 

袁隆平为此建议国家对于杂交稻的国际化道路持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设置一个规则，第二期超级杂交稻攻关成功后，就允许输出第一期的成果；第三期成功后，允许输出第二期的成果。以此类推，第四期攻关的情况同样如此。”

 

同时，政府要专门扶持几个杂交水稻的龙头企业，扩大对外输出的规模，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朱英国也认为，杂交水稻应该加快国际化步伐，特别应该向非洲、东南亚等适宜种植水稻的国家推广，“这样的推广有一些带有半援助的性质”，也是“水稻外交”使命的一个重要体现。

 

他举例说，国外很多地方希望中方能在他们当地生产种子，有一些公司已开始在国外建立种子基地。“杂交稻研发本土化，最好的方法是在当地开展研究，产品直接投入市场，这样更便于当地接受。”

 

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水土条件，目前朱英国研究团队正加强抗病抗虫抗热品种的研究，为更好地巩固当地市场并作技术储备。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建议，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应对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和资源实现双重保护；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刚刚建立的国家，可以利用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性商业开发；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欠缺的国家，政府应通过签订双边协议，以确保我国种质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合理使用。

 

“对于杂交稻的国际推广，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只有开放，才能促进杂交稻事业的发展；也只有开放，才能有利于我们水平的提高。”袁隆平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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