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致104城市重度沦陷 中国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

　　无法回避的区域联动，地方保护却又制约着联防联控。中国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北京市环保局环境监测处处长刘贤姝直言：“2012年首都污染物排放量几乎等于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力”。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据“十一五”规划，我国煤年消耗量应控在25亿吨，实际却达近34亿吨；水泥实际年产高达近19亿吨，几乎等同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粗钢实际产能6.26亿吨，为其余经合组织成员之和。

　　郝吉明院士直言：“现在一吨钢的利润只值四五毛钱，造成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那么大，发展的账怎能不好好算？！”

　　只追求对“环境承载”的“资源”供给增加，而不对“污染排放”的“消费”需求进行管控，是头疼医头，“消费”恐成脱缰野马。

　　“最担心的就是‘口号’环保。”著名环保专家曲格平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但一些地方面对污染的“罪魁祸首”，习惯给GDP让路，大搞回避、拖延术，迫使环保陷入被动应付。

　　环保产业总体水平低，制约污染治理效果。一来，不少排污企业将环保设备“束之高阁”，仅为应付检查、使用率不高；二来，低价次品设备抢夺主流环保市场，劣币驱逐良币。

　　破解“吉登斯悖论”，走出“治不胜治”怪圈

　　“如果发展的结果使健康人变成了不健康的人，变成了瘸子、跛子，这是对发展的一种讽刺。”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管白天黑夜地开着SUV？这些车的驾驶者必定已知道，他们正在加深一场与世界气候有关的浩劫。”破解人人都知道环境恶化不好，可是谁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吉登斯悖论”，必须依靠不断的变革，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是关键。

　　没人能置身事外，没人可独善其身，一场严峻的“呼吸保卫战”已经打响。环保国策入法、污染信息公开、按日计罚……这些制度开始对污染亮出利剑。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被业内视为“扭转唯GDP船头”的风向标。

　　专家表示，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产能过剩等指标的考核权重，这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真正从口头表态落实为具体行动。

　　推行节能量、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是撬动减排常态化的“杠杆”。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认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三中全会精神，预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提上议程。

　　今年6月至11月底，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碳交易市场陆续上线交易，率先启动碳排放交易探讨市场机制节能减排，这意味着，中国运用市场化手段“降污治霾”的时代已全面开启。

　　大气污染问题是经年累月形成的，治污减霾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将“绿色文明”作为使命，企业、公众也应行动起来。给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生活燃煤等大气污染源多加一个“过滤器”，城市空气就会多一分清新。

　　环境污染面前谁都没有特权。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便怎样……(记者 陈芳 倪元锦 陆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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