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们的生态保护烦恼

　　新华网贵阳６月３０日电（记者程云杰）在贵州铜仁举行的中国梵净山“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研讨会上，致力于生态保护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中国的生态保护战略到了一个需要提升的转折点，而切入口就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烦恼展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秘书长马克平引用了一组遥感影像效果图阐述他的担忧。他说，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一些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比如卧龙和西双版纳保护区的森林面积出现了萎缩。

　　他说，中国还有７０００多万人口每天收入在１美元以下，这些人口相当于十个瑞士，而且大都集中在保护区附近，消除贫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不能把生态保护简单地看做是保护一些物种，而是要下更大力气处理好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渤生说，中国人的祖先对世界生物物种的利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野生稻变成家稻，解决了许多人的吃饭问题；又发现了茶叶，对其加以利用孕育了享誉整个世界的茶文化。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全球第三丰富的国家。李渤生认为中国应该花大力气加强生物物种的研究和开发，围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开发制定一个长远的战略，利用好最重要的生物资源，比如说研究适合在喀斯特地貌生长的物种，从现在就开始对那里的生态进行恢复，一点点做起来。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说，从全球来看，中国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有４９６种，但是被研究的物种不超过２００多种，而且这种研究多以描述它们面临的威胁为主，对它们的繁衍生息习性研究得不够，还有一批濒危物种并没有包括在保护区里。所以，虽然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在全国建立起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国家，覆盖了１５０多个成员单位，也取得了很多经验，但是还需要不断努力。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建伟把自然保护区职能归纳为五项，即物种保护、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关系和绿色发展。他把这五项功能比作一个巴掌上的五个指头。“物种保护是大拇指，如果这个没做好，那这个手就丧失了５０％的功能。所以保护是基础，一定要做好。”他说。

　　马克平认为，要做好保护，突破口在政府。只有政府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并且付诸实施，生物圈保护区才能成功。他说：“未来，科学家们要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定量化，让决策者能够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并把研究成果与政府决策之间建立很好的联系，在大政方针政策制定中寻找被主流化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陈建伟说，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空间分配不均，大部分在中西部，而且呈现一种孤岛的态势。未来的战略变化应该是不仅要把某个保护区建好，而是把保护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生态屏障。

　　李渤生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很多层次，有景观的、物种的、基因的、生态系统的，我们要从大局的战略高度着眼，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作为人与生物圈保护的重要方面，把天山、阿尔泰山、大兴安岭等山地水源涵养作为核心的生态安全战略。”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马德里行动计划的结束，未来１０年全球人与生物圈保护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说，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为全球人与生物圈保护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和案例，现在是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生物圈保护战略，因为只有看到不足，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