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去“白领”找罪受 一个援非的中国志愿者

　　“嗡嗡”的蚊群包围了温铁民，恨不得把他的血吸干；蟑螂在地上肆意穿梭，有几只爬进他的鞋里，但此时，他已无能为力了。

　　他患上了疟疾，发高烧、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在津巴布韦南部这个没水没电的小山村，惟一能拯救他的是兜里那一小瓶奎宁。这药还是3年前从北京带来的。

　　温铁民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走出门，他要到几十里外参加一个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活动，但腿软得连自行车也蹬不动。

　　“穆比塔！”他喊了一嗓子。

　　一个年轻、高大的黑人应声而来，骑车带着他出发了。40多摄氏度的毒日头照得他头晕眼花。

　　恍恍惚惚中，温铁民回想起当年毅然辞职、决定加入DAPP的志愿者赴非洲时，朋友、同事像是炸了窝：“你是不是疯啦？”

　　在这些国内的白领眼里，非洲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何况他去援助的是艾滋病人。

　　他们认为温铁民简直不可理喻。在同龄人中，温铁民堪称出类拔萃，经历坎坷却事业辉煌：下过乡、扛过枪、做过工，是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才生，在政府机关当了10年公务员，又辞职在外企做到“高管”。

　　连温铁民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自夸：“我的确很棒！”

　　但他理解的“棒”和多数人理解的不太一样。1999年，45岁的温铁民踏上非洲，他先到赞比亚做了两年志愿者，然后又来到津巴布韦。

　　温铁民是来这个村宣传艾滋病知识时认识穆比塔的。穆比塔的父亲因患艾滋病去世，同样患艾滋病的穆比塔，也遭到社会和朋友们的遗弃。这个28岁的小伙子憎恨所有的人，他选择性放纵疯狂地报复社会。

　　温铁民决定把穆比塔作为重点帮助对象。他搬到穆比塔住的小村，帮他挖水沟、修房子、种玉米，并从微薄的生活费中省出钱给他买营养品。

　　“是温救了我，我想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像温那样，多做些社会公益工作。”穆比塔逢人便说。他跟着温铁民到各地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用“现身说法”教育别人。

　　温铁民离开时，穆比塔握着他的手说：“你告诉我你们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像泰山一样。”

　　完成非洲的援助项目后，温铁民又加入了DAPP教师团。他在丹麦的大普国际教育学院任教。

　　没人会想到，在这个安徒生童话的故乡，等待他的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青少年。这些孩子有的吸毒、酗酒，有的被家庭遗弃，有的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衣，希特勒！”开学第一天，一个留朋克头、穿党卫军服、眉毛上穿着铁环的男孩，手行纳粹礼大喊着走进教室。

　　这个叫阿卡鲁卡的男孩，从小被家庭遗弃，以街头和警察局为家。

　　温铁民常领教这个15岁德国小嬉皮的厉害。一次做手工时，他突然起身掐住温铁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狂叫：“带我回德国！”温铁民忍无可忍，一把薅住他的黄毛儿，踢得他“嗷嗷”大叫。虽然打学生受到校长指责，但这坏小子从此被温铁民给“镇住”了。

　　温铁民专门为他制订了一套“寓教于乐”的学习计划。他喜欢足球、游泳、骑马，温铁民就督促他完成作业后陪他玩；他很孤独，温铁民就给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并说服同学们接受他；温铁民还给他创造出头露脸的机会，有一点儿成绩就大加表扬。

　　被同学、老师们看不起的阿卡鲁卡，从温铁民这儿找到安慰和自尊，他们成了忘年交。

　　听说温铁民要回国，阿卡鲁卡哭着把摔断了绑着石膏的胳膊伸到他面前，并在石膏上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随后又在温铁民的T恤衫上，写了同样的字。

　　无论在非洲还是在欧洲，温铁民在国际志愿者队伍中都受到交口称赞。

　　在非洲，他曾作为有特殊贡献的国际志愿者，出席了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的国际志愿者年会，并受到了总统的接见。

　　在欧洲，全校师生联名为他写推荐信：温不应该只属于中国，而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表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援助上。

　　回国后，有些事业有成的朋友邀请温铁民加盟，并许给他高薪。温铁民一一婉言谢绝：“我已把国际志愿者作为终生职业。”

　　每天，温铁民骑着自行车(为了环保)，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为国际援助组织在中国的援助项目奔忙。

　　“我的确很棒！”年过半百的他，笑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