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金融生态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课题组

　　执笔：刘煜辉  蔡真 钱学宁 周莉萍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方方面面的考量，更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本文基于金融生态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分析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金融生态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

　　中国的金融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落在实处尤其重要。我们从金融集聚与辐射、金融深化、金融风险水平、金融机构多样性和金融产品多样性五个方面对全国36个重点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以此考察国际金融中心的候选城市；然后从经济环境、贸易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人才环境、法治和诚信环境五个方面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并分析其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找到好的抓手。

　　我们记金融发展水平为Finance_index，记经济环境为X1、外贸环境为X2、城市基础设施为X3、人力资源环境为X4、法治及监管环境为X5。经过主成分提取，从而排除共线性的影响后，我们得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方程：

　　Finance_index=-0.172+0.1996*X1+0.1846*X2+0.1898*X3+0.1423*X4+0.1328*X5

　　上述方程的含义是：经济环境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我们又计算了经济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90.69%，是五个环境变量中最高的；对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其次的是基础设施，方程的回归系数为0.1898，其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87.45%，相应的也处于第二的位置；对金融发展影响第三的生态因素是贸易环境，方程回归系数为0.1846，其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86.14%。

　　整体而言，从系数弹性和相关性上看，以上三个因素是对金融发展水平起绝对作用的变量，它们都反映了经济发展（无论是从总量的角度，还是从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的角度）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人才环境以及法治和监管环境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些因素可能是影响金融发展的长期因素。

　　以法治和监管环境为例，尽管它与金融发展水平各个方面的相关性都不算高，但其与金融风险控制水平的相关性达到58.48%，而地区金融风险水平决定资金撤离的关键因素。就人才环境而言，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模式下，人才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中，人才更多的是作为“果”的因素，但放眼未来，一座城市成为提供交易和复杂衍生产品的金融中心时，人才将成为重要的供给因素。

　　从对策角度讲，我们除了要抓住上述主要矛盾，还需要分析具体的指标与金融发展水平各个子项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改善环境的时候落到实处。表1是金融生态三个子环境（经济环境、贸易环境和人才环境）各指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就经济子环境而言：GDP、总部经济指数、零售商品总额这三个指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较高，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其相关性并不高，前三者主要影响的是资金集聚及辐射，其相关性水平都达到85%以上。这说明一座城市的金融集聚和辐射能力取决于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大企业数目、活跃程度，与产业结构和居民富裕程度的相关程度不高。

　　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城市金融集聚的三个特征：第一，金融服务于经济，实体经济的体量和活跃程度意味着金融产业的体量；第二，金融作为具有明显集聚特征的产业，其与实体经济中大企业数目高度相关（它的相关性略高于GDP，低于零售商品总额，但在主成分分析确定的客观权重中，总部经济的权重为25%，GDP和零售商品总额的权重分别为18%和16%），因为它们需要追求规模、降低成本；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金融层面也是以服务于大企业为主（这一点可以从金融机构多样性与这三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看出），因此金融发展与消费者金融的关联程度不高，也不以服务性小企业为主要融资对象。

　　从贸易环境各指标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至少存在两个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与金融发展各子项之间的相关性都明显高于进出口总额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金融风险管理水平除外），我们认为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这一指标看似与金融发展没有关系，但它背后代表了高端商务人士的活跃程度，而这恰恰与总部经济的强弱相关，这也再一次证实了总部经济比经济总量（这里是进出口总额）对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二，FDI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其中的资金集聚、风险管理水平、金融产品多样性的相关性都不高，但与金融机构多样性最高。我们又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FDI投资额与外资银行比率的相关性最高，达到66.8%，这说明跨国企业在进入一国投资后，相应的母国银行也跟随进入，跨国银行的进入一方面带来新的业务模式，另一方面也促进当地银行业的竞争。

　　就人才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而言，存在如下特征。

　　第一，高等教育机构数和在校生人数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大，这说明高等教育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关联，背后的间接关系可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教育相应发达，而金融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此外，高校在校生人数比高等教育机构数的相关性更低，这是因为一座城市的储备人才并不一定成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的常住人口，一方面发达地区高昂的生活成本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是更大的限制。

　　第二，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与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两个金融发展子项是资金集聚及辐射和金融产品多样。就前者而言，金融人才的集聚可能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就后者而言，金融人才的集聚恰恰创造了产品的多样性。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金融业的业务流程已经大为简化，过去许多产品的认购都以实现网络化（如转账、股票申购等），金融业的许多人才大都服务于经济行业研究、风险控制、产品设计、市场交易、合规管理等方面，因此当一座城市集聚的金融人才越多，其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越强。

　　表1

　　金融生态主要指标与金融发展子项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上海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生态分析

　　在考察了金融生态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关系后，我们重点对上海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生态环境分析。从综合评价的结果来看，上海的金融生态在全国排名第一，但金融发展水平稍微落后北京，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决定金融发展的各个生态子环境考察。

　　图1是北京和上海在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对比情况：北京在资金集聚与辐射、金融深化两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上海在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机构多样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金融产品多样性方面两者差距较小。

　　图2是北京和上海金融生态五个子环境的雷达图，上海在经济环境得分上略高于北京，在贸易环境明显优于北京；在人才环境方面上海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在基础设施以及法治和监管环境方面差距不大。

　　影响金融发展最重要的三个环境因素是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贸易环境，它们主要影响的是资金集聚及辐射和金融深化的程度。就经济总量而言，上海在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都超过北京；贸易环境中总量指标进出口总额和FDI远超北京；基础设施略微逊色。但是金融中心集聚与否除了与总量指标有关外，还与大企业的集聚程度有关，具体指标的相关性表明，与总部经济有关的两个关键性指标——总部经济指数和航空港年吞吐量——上海都没有超过北京，前者上海与北京标准化得分的差距是0.03，后者差距是0.08。

　　此外，在决定大企业选址的基础设施环境这一因素中，北京也略胜一筹。我们认为在两座城市的基础设施都相当完善的条件下，大企业选址可能更多地考虑政策因素，而这一点上北京更有优势。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2011中国企业500强的结果，总部位于北京的有100家，而位于上海的仅有30家；此外，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推出的“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公布的数据，世界500强在华总部中33家在北京、31家在上海，而排名前8位中只有一家在华总部在上海。

　　另外，支付清算体系在北京集中也是导致上海资金集聚能力不强的原因：一方面，根据《大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央票以及国债的发行都要通过大额支付体系清算，而清算的公开市场操作系统、债券发行系统和中央债券簿记系统的物理接口都在北京。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可利用行内系统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省会（首府）城市的处理中心连接，也可由其总行与所在地的处理中心连接。各商业银行作为市场化的法人主体，出于资金运用的统筹考虑，往往选择通过行内系统支付，然后再与人民银行的大额支付系统连接。大部分商业银行的总部位于北京，这也是造成北京大额系统收支遥遥领先上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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