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009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分析展望
美国国会提出的上述气候变化法案，尽管减排目标、覆盖排放源的范围、排放额度的分配方案、具体政策建议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采用了减排目标和排放贸易体系的思路，也是《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方式。从减排目标看，所有提案的共同特点是2030年之前的近期目标都比较松，远期目标则分歧较大。有些提案比较激进，如《全球变暖污染减少法令》，主张到2050年相比1990年减排80%，高出欧盟2050年减排60%的目标。有些提案则相对保守，如《低碳经济法令》，到2030年才回到1990年的水平，其后只需维持稳定。而走在立法程序前列的《美国气候安全法令》，到2050年相比2005年减排70%。从主要的政策措施看，基本上是欧盟现行政策的翻版，如碳税、能源效率标准，汽车排放标准，鼓励低碳技术研发等。从重点技术看，美国对碳捕获和埋存(CCS)技术寄予厚望，从政策层面给予大力支持，与欧洲强调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思路有所不同。
正是由于美国国会部分议员长期以来的积极努力，才使得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有突破性的进展：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以219对212票，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根据众议院能源与商业专门委员会的分析，法案中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计划的补充性减排措施将实现额外的减排。那么，这将使美国的碳排放相对于2005年的水平，到2020年削减28%~33%，到2050年的削减超过80%。显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一法案，尽管尚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但在原则上为美国在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谈判，给出了信号，打下了基础，不会出现《京都议定书》那样1997年克林顿政府谈判达成协议，随后国会出现否定声音、布什政府拒绝批准的局面。
(三)非政府组织
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被认为是自联合国建立以来这个世界发生的两大根本性改变。非政府组织只是一种非营利的社会中介组织，与各级政府、企业和媒体等共同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当前关于2012年后气候制度构建的热烈讨论中，公民社会也积极参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环境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纷繁复杂，但是可以大概划分为研究型、战略型和行动型三类。这种分类大概能够反映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资源、目标定位与其行为策略的关系。当然也有些非政府组织兼具某两方面或三方面的优势。
研究型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独立的科研机构)一般具有智力优势，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可以直接提供谈判方案，直接影响和推动国际气候制度的进程，也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行动。当然，由于各种组织的利益诉求、立场和行动方式各有差别，他们对于2012年后气候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也有所侧重。
位于美国的PEW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活动一直非常活跃。2004~2005年，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资助下，该中心在纽约召集了15个国家的25位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召开四次“气候对话”会议，对于2012年后气候制度构建各种气候政策建议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一系列的政策要素可以强化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途径。
战略型非政府组织一般有政府背景。在英国政府及时任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于2006年10月完成的《斯特恩报告》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全面反映英国政府的主张和战略思想。2008年4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斯特恩爵士再度发表报告《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关键要素》，对于2012年后气候制度构建的框架要素提出建议。2008年6月，在布莱尔办公室和气候组织专家的支持下，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打破气候制度僵局：通往低碳经济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该报告总结了当前国际气候制度构建的基本议题和选择，布莱尔及其组织以此积极游说八国集团的领导人，希望各国首脑能够积极推动全球协议谈判进程。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气候协议项目组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产业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顶级学者，涵盖环境经济学、法律和国际事务等多个领域。目的是构建一套有希望的政策框架体系，发展出一套从美国角度出发的气候政策模式框架和主要设计要素，为奥巴马政府和新国会的气候政策谈判服务。
行动型环境非政府组织侧重舆论影响、发动组织大众参与，行动方式也丰富多彩。它们经常通过信息宣传和集体抗议示威等活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来关注国际谈判。例如，一个叫做全球气候运动的网站在每年召开COP会议期间，都会组织声势浩大的全球范围内的示威活动，参与者达数万人。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内作为压力集团，通过影响本国政府的态度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
行动型非政府组织一般倡导或支持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欧盟推崇的2℃温升上限目标为WWF等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所接受。在巴厘岛会议上，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认为各国代表应该接受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与2℃升温目标相对应的450ppm浓度水平作为谈判目标。其中，WWF和绿色和平等希望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巴厘授权”，从而彻底为2009年达成全球协议铺平道路。
总之，不同环境非政府组织由于立场差异、优势各有不同，在推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中的作用也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大多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
(四)企业(联盟)
随着各界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认知的深入，工商界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能源密集型大企业)和企业联盟不仅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利用自身力量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气候变化决策进而影响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
企业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或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限制，开始提前行动以把握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商机同时规避因气候变化以及监管措施变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来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利于企业迎合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商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三，关注气候问题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第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根据相关报告，全球碳市场价值在2008年约920亿美元；到2050年，低碳能源产品的市场价值可能会达到每年至少5000亿美元。
正是源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少企业或企业联盟开始积极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仅仅是企业或企业联盟自身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是不够的，政府一个新的温室气体管制政策的出台往往就会改变市场机会，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同时，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避免“搭便车”行为。因此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往往对政府施压以获得对其有利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
为了实现其利益诉求，企业和企业联盟积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使政府在制定相关国内以及国际制度安排时充分体现它们的利益。直接渠道是企业或企业联盟直接参与政府的能源气候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比如壳牌公司帮助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排放贸易集团并参与制定了英国的排放规则。而间接渠道则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方式：首先是对政府和议会进行游说。其次是通过出版书刊、在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举办会议、论坛、发表宣言和倡议书等形式在舆论上对政府和立法机构形成压力。再次是举办并邀请立法机构成员、政府官员参加相关讲座、报告会和培训班，对相关人员观念产生影响，同时与政府和立法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公私关系，对相关立法和政府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最后是出席立法听证会、参与政府政策咨询，间接对相关立法和政府政策制定进程产生影响。
企业和企业联盟通过这些渠道对政府及立法机构施加了影响，以维护其各自的利益，而各国出于对国内经济政治诉求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等因素的考虑，也对这些影响作出了积极回应。布什政府在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此举被认为是给在竞选中支持他的石油企业的“投桃报李”。而日本政府目前极力推动部门承诺方案，也是国内企业强烈的利益诉求所在。日本企业能源效率水平享誉全球，企业一直抱怨《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设定方法对日本不公平，而在部门承诺方案下日本企业将凭借其能源效率方面的竞争力获得无限商机。美国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呼吁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建立限额与排放贸易制度，目的是参与国际碳市场的角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企业对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尚存在分歧。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可预见未来各方将围绕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展开激烈博弈，这其中不可忽视各国企业及企业联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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