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的突围之路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一、释放自然力，恢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陆地上，土壤的重要性远高于生物多样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气候带上，只要有了土，阳光就会照耀，就会有光合作用发生。有了植物固定的能量和合成的物质，才会有动物和微生物，才会有人类以及人所创造的文明。因此，对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案，护土是最重要的。有了土，再有了自然恢复的“弹力”，加上人工适当的辅助措施，生态恢复才能走向健康的路子。没有了土，恢复的费用就明显地加大，因为，恢复植被首先从恢复土开始，而将被江河冲到海里的土壤，或者将被沙尘暴带到太平洋里的土壤，还原回高原和山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们今后的恢复之路，首先是制定合理的计划，对于那些土壤尚存，或者生态退化没有达到退化极限的地方，自然恢复是最明智的做法。在中国版图上，需要人工努力的显然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借鉴唐太宗释放人力的做法，释放自然力。释放自然力在当今人口众多的中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既然每年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采取以人力代替自然力的做法，我们就还有很大的空间。自然力一旦释放这个潜力是巨大的，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我们举下面的三个例子：

　　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共2万人），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其中四海镇、大庄科乡达到了87％和84％以上。

　　广东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1年，面积共7万公顷，其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是社区贫困，这里有8个村落1200人，80％为瑶族。开始时保护区只管自然保护，忽视社区发展。因为不让打柴和打猎老百姓收入下降，由1981前的600元下降到1985年的330元，由此诱发了激烈的矛盾，甚至保护区的牌子也给砸了。后来保护区意识到不解决社区问题，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就是空话，主动帮老百姓发展生产，从县农业局请技术人员搞精耕细作，发展反季节蔬菜和果园。瑶民们丢掉斧头拿锄头，收入上去了，人均收入2002年就达到了3000元。这样，自然恢复与社区发展实现了双赢。

　　四川九寨沟的例子更突出。原来的藏民是“靠山吃山”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元。而实际上，九寨沟的经济带动远从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就开始了，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远远大于九寨沟本身创造的价值。

　　借助自然力恢复成功的远不止上面三例。从热带到寒带，从沿海到荒漠，从高山到平原，我们在全国发现了几十处成功的例子。为此，建议国家下一步生态环境恢复的重点应当以“保护为主、建设为辅”，也就是以“自然力为主，人力为辅”。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保证自然力发挥，如何将用来建设的大量经费转移到社区经济发展上去，变人的破坏力为保护力，这才是决定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应当在全国合理规划出适宜自然力恢复的区域，加以政策性的引导，中国的生态恢复是大有希望的，我国的四大沙地、温带草原、高寒草甸、荒漠、热带与亚热带森林以及部分温带森林（只要土壤还在）都可以借助自然力恢复。

　　我国已经划定的占国土面积14.37％的自然保护区，其生态恢复的主流方向显然应当以自然恢复为主。

　　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人工生态恢复方向

　　自然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一些仅靠人工恢复难以奏效的地区，如矿山、土壤严重损失的山地以及北方的干旱区以及南方的干热河谷等，必须通过人工扶助才能获得成功。但是，即使人工恢复，也应在在物种、生态因子等方面做到科学规划，从而避免大量金钱的浪费。这里，我们以干旱区造林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根会大大增加水分蒸发面积，造成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这一观点，国内科学家早就在各种场合下提到过，如已故黄秉维院士就形象地将干旱区造林比喻成“抽水机”，可惜这些科学道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干旱区造林首先必须考虑当时的立地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水分、温度和风速。如何判断森林能够生长，最好的办法是观察自然界中的植被分布。如，草原上鲜有大面积的森林，这里就不适合造林。其二，造林的物种要适合本地的生态，在中国的四大沙地（科尔沁、毛乌素、浑善达克、呼伦贝尔）里，杨树的适应力远不如本地的榆树，显然在那里造林适宜的树种是榆树而非杨树，可目前的做法背道而驰。因此，“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林”。第三，造林的密度要符合当地的生态条件，自然界有其规律性。如在浑善达克沙地，自然选择的榆树密度是每百平方米3-5棵榆树；而人工的杨树林密度高达30-50棵，水分根本无法支持。造林设计应当向自然界学习，而不能“闭门造车”。第四，人工恢复森林要多物种配合，而不能只发展单个物种的纯林，后者极容易遭受病虫害袭击，还会造成“绿色荒漠”。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有过很多了。

　　干旱半干旱区生态治理要充分考虑到牧（农）民的切身利益，发展牧（农）工商经济。以生态小城镇和高效畜牧业基地建设为核心，合理配置资源，有效使用资金，以产业化带动生产方式的转变，以企业行为带动经营方式的转变，以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带动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干旱半干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恢复等诸多棘手问题。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转变国家生态治理主导思想。停止干旱区尤其草原造林，将生态建设的重点向生态保护转移，国家投资主渠道要向人转移。

　　第二，提高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第三，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三、不解决乡村贫困，中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困难重重

　　当今的生态退化特点与古代不同，来自人的压力很大。历史上的中国人口一致维持在3000-5000万左右，清朝末年也只有4亿多人，而现在的人口是13亿多。因此，目前的生态退化多因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引起，如过度放牧、陡坡开荒、采矿、樵采、渔猎等等。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这些活动归结为百姓的破坏，这些“破坏”因贫困而起，生存是第一硬道理。然而，由于不遵守自然规律造成的“破坏”就不能原谅了。一些深层的破坏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不适宜的地区造林、将复杂的林分改变成单一的林分、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等。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良好用心，但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事与愿违”，还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

　　实际上，只要政策对头，即使乡村这样劳动密集型的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也是不矛盾的。这里，我们不妨举山东临朐县的例子。临朐县是山东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县，总面积1834平方公里，85.2万人。过去一段时间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青山变成了荒山，大河小河断流，古县志上多次描述过的美好景象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不复存在。针对这一严重现实，新一界届领导班子将生态环境治理列入了重要议程，经过几年的努力，生态、社会与经济面貌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临朐县成功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有两个产业，即大棚果实和奶牛基地仍然是在光合产物上做的文章，寿光蔬菜也是没有脱离农。目前，在农业的光合产物中，我们只取走了其中一半，即粮食，而秸杆白白浪费了，还污染了环境。农民秋天烧掉的是牛肉、是羊肉，是牛奶。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为国家增加大量的牛羊肉和牛奶，国民如果大量食用高蛋白的食品，对粮食的需求就会下降。理论上，秸杆中含有的热量与粮食中是不相上下的，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链接。如果全部利用起来，等于全国粮食增产50％，这比农学家辛辛苦苦地去提高单产其优势不知高过多少倍。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2002年，山东畜牧业产值是700亿，而内蒙是112亿，可国家给内蒙的生态治理费用是100多亿。可见，只要我们利用好了农区的土地优势，就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以地养地”。中国西部牧区应当转变成发挥生态优势为主，他们产出的畜产品应当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农区的土地潜力有多大呢？2005年，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培训了亩产1400公斤的玉米世界记录，加上秸杆就是2800公斤，再加上一季小麦（籽粒+秸杆）就是4400公斤（66吨/公顷）。其净初级生产力甚至超过了热带雨林（10-35吨/公顷），是草原地区的50-100倍。

　　我们祖先反复强调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有科学道理的。“五谷”就是粮食，这一点农学家和农民都强调了；而“六畜”我们重视还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的优势是来自农区的秸杆，而非旱区寒区的天然草原。

　　秸秆还有别的用途，即用来发电。一个年消耗秸秆约17万吨的发电机组，可增加农民收入约300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百万人的贫困大县将是其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3！全国的12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将产生2100多亿元的效益。有此巨大效益，我们为什么还不行动起来呢？

　　四、发展循环经济，将污染控制在源头

　　“循环”是生态系统的灵魂，自然界中无废物。循环经济就是在生态系统原理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这是人类向可持续发展迈出的可喜一步。实现循环经济，必须从资源生产、资源利用和资源再生三个环节上下工夫。

　　首先从生产的源头上实现循环。水、氧气、土壤、材料等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如果不加处理排放，或者交一定的“排污费”排放，这对于生产方，可能是很容易的，但对于公众利益其损失是巨大的。因此，生产方必须革新技术，使污染物的排放减量化。要发展经济就要消耗能量，但能量本身是可以转化的，有清洁能源和非清洁能源之分。充分利用以太阳、风能、潮汐、水和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是循环经济的关键。

　　煤炭、天然气、石油等是几亿前植物的光合产物，用一点少一点；而秸秆等生物质能则是近一两年的光合产物，只要阳光照耀大地，大地每年都在生产能量且为清洁的能源。如果充分利用这些能源，并逐步替代传统能源，将极大地促进环境保护并有利于我国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空气、水、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等在生产过程中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城乡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扩大化。如果采取生态补偿机制，领导的环保政绩能够被认可，这样我国的退化生态环境就会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可从更宏观尺度上实现循环经济。目前生态修复存在的巨大难度是，自然力被严重压制，人工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自然平衡，使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不能循环，造成了“花钱不办事或少办事”的尴尬局面。

　　其次是在资源利用过程中找空间。对传统资源利用，还有很大的节约空间，这是因为传统经济是“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而循环经济则相反，是“三低一高”。我国工业用水占15％，主要污染物通过污水排放，而我们对水的利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以上，可农业用水基本上没有采取节水措施，许多宝贵水资源白白浪费了。黄河断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水资源的粗放式利用。

　　第三是资源再生。也可从两处着手，一是在工厂内部循环，二是在工厂外部循环。废水、废气、废渣在排出工厂之前通过技术改造，可使之重新有用，这在理论上是完全行得通的。美国生物圈二号在封闭住人实验的两年半中，人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可以重复利用，更何况与外界并非完全隔绝的工业生产。废物在排放到环境之前，还可以转移到下一家工厂里得到利用，这样就增加了可循环的“产业链”长度，如甘蔗制糖后的废渣又可成为造纸厂的原料。当然，最彻底的循环是制造者本身控制的循环，如西方汽车制造的汽车，报废后的零部件重新回到工厂，这是对环境负责到底的做法，今后也应当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实现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本身，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愿在循环的环节上下工夫，建工厂，发展企业。如石家庄实施的种—养—乳产业链条，将秸秆喂牛－产出牛奶－牛粪发酵－出沼气－渣施肥－催玉米－玉米收割－生产秸秆这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与工业生产的产业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圈转了起来，就让石家庄一年赚回了了27个亿。转变观念更重要，大家都知道循环经济是个好东西，但具体操作起来要找好突破口，上面提到的能源革命、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都大有文章可做。

　　五、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和人家拼资源的。然而，大家都清楚在资源方面我们并没有优势——中国人多，一平均就少得可怜了。拿我们的劣势比人家是优势是非常不明智的。生产一亿条裤子才能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其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资源原始积累的时候，是将环境危机是转嫁到他们的殖民地头上的，但我们受污染的只好是我们自己，受害的是子孙后代，甚至就是我们这代人。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但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这些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中国只有不惜一切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才是根本出路。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必须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总是对立的。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绿色经济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走这条“绿色崛起”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过去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目前中央提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必须乘这股东风，将环境保护的号角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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