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同时肆虐地球家园 怎样用绿色新政应对？

　　在我们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提振经济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实际上还同时面临着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多重危机是“世界问题复合体”的必然结果。

　　表面上，多重危机有着各自的直接原因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但本质上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应对多重危机，需要系统创新。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提出了“实行绿色新政，应对多重危机”的倡议。

　　在绿色新政中，政府的“绿色领导力”是基本要义，“绿色经济”是基本目标，“绿色投资”是基本方法，“绿色政策改革”是基本保障。绿色新政理念提出以后，得到了各主要国家和集团的积极响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无论是从政治意愿上、还是从战略思想和具体行动上看，中国特色的绿色新政是坚强的、清晰的和务实的。我国要以应对金融危机为机遇推动绿色投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在着力解决高能耗、高污染等基本问题的同时，要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着力培育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再生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研发传统产业的清洁化技术，抓住下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先机。

　　环保部门既要做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绿色新政的忠实实践者，也要做绿色新政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在理论思想和实际行动上做出贡献。

　　多重危机同时肆虐地球家园

　　应对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是目前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民众的主流声音和压倒一切的要务。然而，当我们冷静思考2008年9月暴发的金融海啸前后的世界局势，不难发现我们不仅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且面临着更长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的其他危机。

　　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里，石油价格总体上一路飙升，2008年每桶达到150美元后，又大幅跌至2009年初的40美元。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石油价格将攀升至每桶200美元左右。铁矿石等其他矿产资源也有着类似的价格振荡。能源和自然资源供给短缺已经引发了地区战争和政治动荡。

　　2007年出现的粮食价格飙升使得发展中国家花费了3240亿美元来养活它们的人民，这个金额相当于最近3年全球所有对外援助资金的总和。然而，粮食安全问题目前并没有缓解。据预测，到2050年，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世界粮食产量需要翻番。粮食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生态破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水资源危机长期存在。目前，发展中国家1/5的人口没有足够的清洁水，一半人口没有基本的水卫生设施。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4》，除了诸如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少数相对简单的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取得了积极进展外，全球层次上的环境总体状况在恶化，环境问题的地区及社会分布失衡加剧。在众多全球环境问题中，气候变化问题在近两年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阶段，一方面，诸多方面观点认为，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处于生态阈值水平，人类受气候变暖威胁的程度和广度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另一方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进入了后京都制度框架谈判的关键阶段，各国对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寄予厚望，但艰苦曲折的谈判又使人们产生了不少失望和很大担忧。

　　总之，尽管目前仍处在“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提振信心恢复经济”的重要时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多重危机正在同时肆虐地球家园。

　　表面上，这些危机有着各自的原因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但本质上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除了人们熟悉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是造成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这一认识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9年3月发布的《全球绿色新政》报告对多重危机的共同根源有更新的见解，这就是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即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物质财产、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金融危机迅速导致经济下滑，资源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同样可以逐渐地并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经济增长的基石。反过来，经济危机正在削弱人们应对环境危机的决心和能力。

　　多重危机印证了罗马俱乐部关于“世界问题复合体”的判断，即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全球化等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问题复合体”有两层寓意:要么全面崩溃，要么系统创新。目前的多重危机正或多或少地预示着前者，同样，国际社会在应对危机中正思考着和探索着后者。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新政》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在多重危机下取得了一项重要的共识:旧的体系难以为继，必须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实行绿色新政 应对多重危机

　　面对金融危机，人们不禁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萧条。1929年10月24日，股票资产一夜蒸发，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以往一片繁荣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堆积如山、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万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国GNP由危机暴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占整个劳动大军的1/4以上，整体经济水平倒退回1913年。

　　应对金融危机，人们不由得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新政又称3R新政:即复兴(R　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具体包括整顿金融业、社会救济事业、振兴工农业、建设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罗斯福新政不仅使美国乃至世界摆脱了经济大萧条，而且形成了使美国在20世纪保持繁荣的治理结构和政策体系。

　　根据这一历史经验，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时，人们自然会呼唤另一个“新政”。其实，自从2008年年底，许多国家纷纷发布了经济刺激方案和计划，逐渐勾画出“新政”的轮廓。然而，此“新政”非彼“新政”。30年代的大萧条与今天的经济衰退相比，虽然都有“金色(金融)危机”的种子和生产过剩的恶果，但没有今天的“褐色(资源环境)危机”的叠加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挑战，也没有全球化背景下迅猛蔓延的速度和对全球密切合作的迫切需要。这就必然要求今天的“新政”要有新的成分。为此，联合国环境署在2009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五届理事会上郑重地提出了“实行绿色新政、应对多重危机”的倡议。

　　根据这一倡议，绿色新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多重危机需要全球范围和广泛领域的政府领导力。所谓政府的“领导力(Leadership)”，就是政府引导和激励社会朝某一目标努力的行为组合，既包括提振信心，更需要采取行动的措施和综合能力。无论从这次金融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惹的祸”的事实出发，还是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属性看，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力都是应对多重危机的关键。

　　其次，绿色新政需要全球协调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这些计划和措施的近期目标是要复苏全球经济，保证并增加就业，保护弱势群体；中期目标是减轻经济对碳的依赖，减轻生态系统退化，使经济走上清洁、稳定的发展轨道；长期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和开放的增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2050年消除绝对贫困。

　　第三，要实现上述目标，联合国环境署建议在绿色经济部门投入3万亿美元的资金，投资重点应包括7个领域:高能效建筑、可持续能源、可持续交通、淡水资源、生态基础设施、可持续农业，以及诸如废物循环利用等其他领域。

　　第四，改革国内政策架构，确保绿色投资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成功。

　　第五，改革国际政策架构和国际协调，支持各国的努力。

　　可以看出，在绿色新政中，政府的“绿色领导力”是基本要义，“绿色经济”是基本目标，“绿色投资”是基本方法，“绿色政策改革”是基本保障。

　　从影响的猛烈程度看，金融危机的危害更加猛烈；从影响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看，要数资源环境危机。解决多重危机，毫无疑问必须先从金融危机下手；但缓解资源环境危机，应对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这就是绿色经济发展成为绿色新政的基本目标的原因。

　　绿色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广义的概念。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从资源开发、到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是经济活动的永恒主题。然而，从不同发展目的出发可以对这一主题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为了强调知识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倡导知识经济；为了降低经济增长过高依赖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提出发展低碳经济；针对传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线性利用方式问题(从资源到废物)，要发展循环经济。这些都是实现绿色经济的途径和方法。当然，绿色经济还要求培育新的清洁产业，发展清洁技术等。只有正确把握这些概念的本质，在实践中才不会混淆和盲从。

　　世界各国积极探索实践绿色新政

　　绿色新政概念提出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集团积极响应。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就明确承诺:“我们同意尽力用好财政刺激方案中的资金，使经济朝着有复原能力的、可持续的、绿色复苏的目标迈进。我们将推动向清洁、创新、资源有效和低碳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方向转型。我们认识到并共同努力采取措施建立可持续经济。”

　　欧洲环境研究所最新资料表明(见表1)，在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都保持在10％~20％水平，韩国高达80％。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包括建筑、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据一家德国研究机构估计，目前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总投资额约为2.796万亿美元左右，其中绿色投资约4360亿美元，占15.6％。这一数额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3万亿美元绿色投资的建议尚有极大的距离。

　　对于绿色投资的潜力，特别是其对振兴经济的效果如何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现有资料，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荐的7个绿色投资领域的情况看，答案是肯定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对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评价结果显示，向绿色领域每投入10亿美元，可以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取得4.5亿美元的节能效果。

　　从全球范围看，建筑领域能耗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产生量占总能耗及相应排放量的30％~40％。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建筑能耗降低80％。全球建筑行业年营业额在3万亿美元左右，若将现有建筑改造为高效建筑，就可以创造1.11亿个就业岗位。

　　世界交通能耗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交通能耗较2002年将增长80％；到2050年，全球汽车总量将增加3倍，90％的增加量在非OECD国家。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交通领域可以节省60亿桶汽油、每年减少20亿吨CO2排放，这相当于欧盟目前CO2排放量的一半。如果转向生产低排放汽车，全球可以创造3800万个工作岗位和1900万个辅助性工作岗位。同时，向清洁和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转型具有明显的就业放大效应，每创造一个直接的工作岗位，就业的乘数效应在2.5~4.1。例如，美国10年联邦高速铁路系统投资计划可以创造25万个就业岗位；韩国未来3年将在公共运输和铁路系统投资70亿美元，创造13.8万个就业岗位。城市公共运输体系对直接就业岗位影响显著，例如在美国有36.7万人，在欧盟有90万人。

　　据估计，全球范围的供水、水处理和水效率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530亿美元左右，到2020年将增加到6580亿美元。

　　废物循环利用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领域。2006年，全球城市固体垃圾产生量20.2亿吨，自2003年以来以年7％的速度在增长。在美国，废物循环利用行业年产值2360亿美元，超过100万人在5.6万个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或企业就职。美国的废物再循环利用率约30％，节省的原油可以满足2200万辆汽车一年的使用。全球再制造行业每年可以节省1000万桶油，相当于5个核电厂的发电量。欧盟成员国2000年的再制造产值占到其GDP的4％。据1997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协会提出的《循环型经济构想》，到2010年，发展循环经济将使日本新的环境保护产业创造近37万亿日元的产值，提供1400万个就业机会。

　　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了相当于2％的一次能源供给，就业人口230万；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产业就业人口也就200多万。据估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投资在6300亿元的水平，形成至少2000万的就业。我国目前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产值170亿美元，就业人口100万。国际能源署的研究结果显示，到2020年，我国若能执行更严格的空调和冰箱能效标准这一项措施，就能节省一座三峡大坝的发电量。

　　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不少国家的绿色产业出现了“口红效应”，即逆势上扬。英国一家报纸最近发布的《绿色富豪排行榜》显示，世界最大的富豪对电动汽车、太阳能和地热能源的投资热情并没有受经济衰退的影响。100个资产超过2亿英镑的大亨或富有家族对绿色技术和企业进行了投资，或承诺对环保事业投入巨资。“100名绿色富豪”的投资总额接近2670亿英镑。巴菲特投资分离发电和电动汽车，比尔盖茨支持替代燃料开发。

　　一家研究中心发布的《2008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投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6年以来，清洁技术行业共有28家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其中17家有风险或私募投资机构的支持。从投资项目看，2007年的清洁技术市场投资案例仅为20笔，2008年则激增到55笔，比上年增长了175％，投资金额也不断上升，比2007年增长120.3％。在2008年，德国所有银行的收益增长率都降到了5％以下，但一家从事绿色投资的银行(GLS)的收益增长率却维持在2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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