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也就是个逗号

　　在2009年的岁末，“哥本哈根”这几个字，将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地名所能涵盖的内容。

　　再过三周，12月7日—18日，192个国家的元首将共赴这座北欧名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

　　就在几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邹冀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曾被质疑：“你怎么搞起天气预报来了？”如今，连各国政要也都搞起了“天气预报”。

　　于是，有人说，2009年注定要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有人说，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时代”，谁该承担多少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就看“哥本哈根”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缺席哥本哈根会议”、会议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应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些天，猜测、建议频见报端。

　　“其实不必把哥本哈根会议神秘化。气候变化谈判不会就此终止，哥本哈根也就是个逗号。”清华大学低碳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教授说。

　　减排多少是核心问题，再难也要谈下去

　　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一直是量化减排目标。这次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将上一次会议的“巴厘路线图”的脚注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发达国家2020年前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40%、在本世纪中叶前减排40%”这一没能写在正文中的脚注，曾是许多人对巴厘岛会议的期望。

　　现在，“期望”的接力棒传给了哥本哈根。

　　尽管很多参与谈判的专家一再表示，哥本哈根会议的进展将“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没有一个人否认谈判的必要性。再难，也要谈下去。很多环保人士都大声呼吁，“这是拯救全球命运的最后机会！”

　　“参加谈判的人只不过是前线指挥员和战斗员，上级的集结号不吹，他们就会一直谈下去。”一位曾参与谈判的专家形象地比喻。

　　由于担心协议不能达成，巴西总统卢拉近日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哥本哈根会议。他的忧虑，反映了各国的普遍观点：谈判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看美国。

　　“没有美国的减排指标，哥本哈根会议要想确定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指标，将很困难。”将参加本次谈判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告诉记者，美众议院今年6月通过了议案：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但参议院还没有通过。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指标作为承诺指标正式提交联合国。

　　潘家华说，即使美国现在能及时通过该法案，也不能完全打破当前的谈判僵局。因为17%的目标不仅低于欧盟单边承诺的20%，更低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0%”的普遍期望。而事实上，美国也明确表态拒绝减排40%的要求，因为“这是不必要也不可行的”。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提出的中期减排目标合计只能实现减排10%—16%。”潘家华指出。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欧盟要求发展中大国2020年在基准排放情景基础上减排15%—30%，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行动，并将贸易与气候变化挂钩，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通往哥本哈根的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在哥本哈根上的态度也受到关注。前不久，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中国敢于作出具体的承诺，既表明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政治意愿，也显示了信心，争取了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庄贵阳说。

　　技术开发与转让，天上如何才能掉馅饼？

　　“从1840年以来，国际谈判的本质就一直没有变过。谈判中的妥协是必要的，但根本问题不能动摇。”邹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负责技术开发与转让问题。

　　他指出，气候谈判说到底是关于发展权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当前没硬任务，主要的挑战是走低碳发展之路，不重蹈富国的覆辙。然而，大规模发展风电来降低排放也好、筑沿海堤坝适应海平面上升也好、实时监测森林覆盖动态保护森林也好，都需要钱、需要技术。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要设立一个基金，让发达国家拿出一些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可让别人从自己的兜里掏出钱给你，难！这个钱就好比是‘水中的月亮天上的饼’！”

　　尽管已经谈了这么多年，但真正根据《公约》，尚未达成任何一项技术转让。

　　对此，邹冀的接任者、清华大学环境学副教授王灿表示，届时他将带着一份详细的报告前往哥本哈根，“这将是中国在技术和资金问题上首次提出如此具体而全面的解决方案。”

　　王灿介绍说，中国的此项建议包括，将提出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与转让机制，首先在《公约》之下建立得到充分授权的、专门负责转让技术的附属机构，由发达国家用公共财政资金建立专门的资助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多边技术获取基金，去带动更大规模私有部门的资金，采取公有和私有部门相结合的模式，投资于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与转让。此外，为使机制取得实效，还需建立一个效果和绩效监测与评价体系。

　　“发达国家仍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像多晶硅这种落后的或过时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阻碍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推广，以风电为例，中国由于支付技术转让费使得风机的造价提高10%以上，同时联合研发也受到阻碍，而建立技术开发与转让机制，将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王灿说。

　　此外，也将参与谈判的中国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表示，CDM（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也将是讨论的一个重点，这包括增加或减少适合作为CDM项目的温室气体种类，如氢氟碳化物及氧化亚氮的减排活动是否还可以作为CDM；可以作为CDM项目的技术种类如毁林、核能等以及行业CDM机制等，都需要继续谈判。“所有这些都围绕一个重点：提高CDM的执行效率和可预见性。”

　　他强调，根据发展趋势，未来发达国家将需要比过去大得多的海外减排量指标，以完成自身的减排义务，因此，CDM或类似机制将继续成为未来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未来的碳市场将获得进一步发展。

　　减排，只是一个童话？

　　丹麦是哈姆雷特的故事背景地和美人鱼的故乡。在悲剧与童话的诞生地举行一场危机四伏的国际谈判，不禁让人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邹冀是对此次谈判持悲观看法，“照目前来看，哥本哈根会议很可能出现糟糕结果，最终只是泛泛而谈的一纸空文。”

　　尽管也是类似的看法，吕学都的语气却要乐观些：“如果发达国家的减排量、技术转让办法、减缓与适应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一个大的原则明确下来，倒也不失为我们勉强可以接受的结果。”

　　很多专家认为，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只会形成一个框架性协议，更进一步的谈判将延续到明年，甚至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