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态“定价”：生态补偿机制列入“十二五”规划

　　中国每年的工农业产值是可以用价值计算的，那么，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是有价的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科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展了这项研究，比如，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价值。2004年的统计显示，神农架林区绿色财富总值为236.13亿元，自然资产总价值为46.91亿元，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19.86%；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89.23亿元，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80.14%，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于自然资产价值约60个百分点。神农架林区的绿色财富大约是物质财富的4.6倍。

　　研究人员还对全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价值进行了测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9170亿元/年，其中来自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牧场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价值分别为1410亿元、1030亿元、109亿元、981亿元和1390亿元。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打破了所谓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很低的说法。

　　“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价在很多方面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机构与政策专家张风春对记者说，这一工具可以增强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了解和保护意识。在制定政策时，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了解并增强保护意识。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制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

　　3月10日，由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办、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承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协办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列为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正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项重要基础。

　　生态经济价值被低估

　　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在国际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中国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急剧增长的人为经济活动的干扰。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减少，物种正在以自然灭绝1000倍的速度灭绝；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和环境污染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剧；外来入侵物种增加了国家生态安全的风险，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新的威胁。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温武瑞对记者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产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理解，尚未进行市场化，这是导致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温武瑞称，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工作的不断深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已成为当前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与行动的热点和重点之一。

　　2007年3月，在德国波茨坦G8+5环境部长会议上，德国政府提出一项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意义”的研究提议，并作为生物多样性《波茨坦倡议》的一部分。同年6月，在海利根达姆的G8+5峰会上，通过该项提议并启动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简称TEEB），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

　　德意志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Pavan Sukhdev担任这一研究项目负责人。该项研究集成了自然科学、经济学和政策领域的知识、经验和专业技能，旨在估算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代价和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及收益，为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决策者制定行动指南。

　　据TEEB项目协调员哈瑞普瑞亚·甘黛梅达（Haripriya Gundimeda）博士介绍，TEEB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现已完成，第二阶段也已进入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的初步结果于2008年5月在德国波恩《生物多样性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上，以中期报告的形式发布。报告表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来扭转当前已被破坏的局面，后继损失将威胁到人类福祉。

　　TEEB研究第一阶段成果认为，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已大量丧失。商品和食品近期的价格变动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社会所造成的恶果。如果人类不采取正确的行动，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将会持续甚至加速，某些生态系统受损后将难以修复。物种的丧失、生态系统退化同人类福祉密不可分。如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按照“一切照常”的情景继续发展下去，到2050年人类将面临严重后果。

　　中期报告还显示，当前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陡升，对人类健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恶化。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穷人在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中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最大。

　　因此，人类必须采取紧急补救行动。然而，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向工农业生产的转移仍在继续，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国家经济和个人发展的合理愿望。

　　哈瑞普瑞亚·甘黛梅达告诉记者，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考虑伦理和公平、自然过程、人类行为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国家、企业和个人需要了解使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以及不同的政策及行动带来的后果。

　　“大多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公共产品没有市场价格。为此，可采取奖惩政策来维护公共产品的流通，如生态补偿。”她说。

　　记者了解到，TEEB项目第二阶段的研究从2009年秋季开始，到2010年10月完成综合报告。目前TEEB正在地区和国家层面推广其研究成果。而记者3月10日在环保部参加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正是TEEB在中国的重点推广活动之一，目的是将TEEB的五项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的决策者和科研人员，提高决策能力和政策建议水平，同时促进今后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

　　难度不亚于地震预测

　　“由于对生态系统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往往过分强调某一种服务而忽视其他服务，从而导致过度利用或利用不当，进而造成生态退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战略”课题组组长陈宜瑜院士说。

　　在去年11月国合会召开的年会上，陈宜瑜院士专门作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的报告。他告诉记者，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利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四大类，但目前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应用。

　　陈宜瑜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重视森林的木材供给服务，过量砍伐天然林，导致森林面积减少和蓄积量锐减；2000年以后，森林的木材供给服务被弱化，只重视森林面积的扩大，却忽略了经营管理，结果使得森林蓄积量的提高远远低于预期。

　　目前，我国每年大约40%的木材依赖进口，如果森林经营管理得不到迅速改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进口木材的数量还将不断扩大。

　　“一周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管理委员会上，全球的环境部长们通过了通向里约+20的战略性方针，确定了两个主题即绿色经济与国际环境治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钢对记者说，环境署发表的绿色经济报告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绿色经济可以带来财富的增长，特别是生态效益和自然资产。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好准备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补偿，2010年国务院已将生态补偿立法列入立法计划，目前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正配合国家发改委进行生态补偿法的起草工作。在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有关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国家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夙理对记者表示，但目前，生态补偿在技术上、评估方法上还不完善。要开展好生态补偿，首先要算好经济账。

　　记者注意到，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经济价值评估，其难度并不亚于人类对地震的预测。

　　“非常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记者说，对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研究，应该从不同的层面展开，有三个层面：一是市场层面的，对于生态的补偿，是市场价值的体现；二是法律层面的，事实上，生态补偿有其复杂性，首先要有产权的界定，如果是私人产权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第三个层面，许多生态服务是属于公共产品，涉及到市场、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公平、公正等方面的关系。

　　潘家华说，生态系统的服务在时间上又有跨时期的问题，在空间上也存在差异性的问题，价值评估并不完全等同。再加上生态服务的多重性、多功能性、不可知性和不可视性，以及人们科学认知的缺乏，这一切都增加了对其经济价值评估的复杂程度。

　　“说句老实话，我做了10年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但自己心里都没有底，这东西有多少可靠性，因为这种评估结果不客观，主观性太强。在未来应该还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欧阳志云研究员说。

　　不过，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教授认为，尽管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不能因为拿不出较为科学的办法，就不去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评估。如果无法从整体上进行评估，可以先从特定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一角度进行评估。

　　她认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是，基于污染者付费的生态补偿，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可以先从这一领域展开。

　　早在1995年至1997年，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宣传教育子项目负责人、国际知名的保护专家马敬能（John MacKinnon）博士就在国合会的组织下，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调查研究。

　　他告诉记者，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常常普遍地被低估，主要是因为很多问题与价值评估有关，很多服务没有通过市场；如清洁空气和清洁水被认为是公共物品，所有人共有而没有定价；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没充分组织起来出售他们提供的服务，而且也没有找到一个市场愿意且能够购买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政策失效会产生不当甚至是有害的政府干预。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马敬能说，比如，一些城市之间的清水供应早就实行付费原则了，而且这种费用也是可计算的。

　　国之所重，知难行易

　　在大面积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还难以估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教授认为，“最容易的生态补偿是对自然保护区的补偿。”

　　他解释说，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年增量为5000亿至12000亿元。而目前国家级保护区303个，占地面积9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0%。每个保护区中央财政每年拨款330万元（相当于大多数保护区目前财政拨款的10倍），每年只需10亿元，就可以保护10%生态最重要的国土面积。

　　截至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达到2541个，保护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5.5%，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生态补偿，国之所重，知难行易，系于财政。”马中说，生态补偿这件事，对中央政府相对雄厚的财政实力来说，不是不能做，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国家每年投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资金，要远高于生态保护方面的投资。有谁评价过教育和医疗的经济价值呢？”马中说，“指望通过评估提高全社会对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进而增加投资并不现实。”

　　他举例说，国家给“三江源”保护区每亩每年的补贴是5元，但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每亩每年达到300元。

　　“社会的经济指针出现缺陷，可以通过经济学和正确信息的使用得到纠正，制定出新的政策，创建新的市场，这是提高人类福祉和恢复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TEEB中期报告提出的“从经济学到政策”的建议认为，不同的政策制定都要考虑以下四种情况：反思今天的生态补偿，以反映未来的优先事项；生态补偿存在于全球整个经济中，它影响我们所有人，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必须进行改革，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达到对地球资源的合理管理；鼓励创建市场，惩罚破坏行为。

　　TEEB中期报告指出，由于大多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只有价值，没有价格，于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实行适当的政策，奖励对这些公共产品流通的保护并惩罚破坏行为；二是鼓励创建新的市场，遵循“服务有偿使用”的原则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形成通过新的市场来支持和奖励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机制，珍惜和分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资源和好处，以更好地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

　　如果某一资源只聚集在一个地区，则可以转移给其他地区使用，并帮助他们找到所需资源，分享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益处。均衡管理，保持可持续性。

　　TEEB中期报告指出，健康的生态系统会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能更好地适应外部压力，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

　　记者了解到，TEEB近期也专门针对国内外决策者制定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政策手段需要根据社会平等、生态效率和生态效益量身定做，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合作，在世界范围内试验和提炼后产生。

　　报告建议，在决策过程中，以下四项需优先处理，即禁止森林砍伐和防止森林退化、保护热带珊瑚礁、挽救和恢复全球渔业资源、认清生态系统退化和农村持续贫困之间的深层联系。两个相关的挑战也必须优先解决，即理解自然资本的价值，并把它整合到决策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这份中期报告还专门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中国应有效地借鉴国际层面上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经验，制定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有效利用的国家战略，将之作为决策的基础，避免因政策冲突和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协调机制所带来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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