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发展报告:雾霾突围 伦敦当不了北京老师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4)》指出，自2012年底开始，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一场持续的雾霾蔓延中国25个省区市，100余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雾霾天气，约波及8亿人口。从京津冀地区到长三角地区，甚至再到珠三角，在如此大的范围内，PM2.5严重超标，而在部分地区，PM2.5的最高测试值甚至超过每立方米1000微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简称《行动计划》)由国务院于2013年9月发布，剑指PM2.5，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这是继环保部等三部委于2012年底联合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之后，中国出台的第二个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也即众口相传的大气“国十条”。

　　《行动计划》确定的治霾目标实现并不容易。曾参与《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的柴发合介绍说，我们在分析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挑战时，必须认清计划是基于GDP年均增长7.5%的发展速度进行设计的。从落后产能淘汰到机动车污染治理，从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到干部考核体系的建立，《行动计划》是“严”字当头。“在工业治霾之外，能源结构调整的力度将更大。”柴发合分析。根据《行动计划》，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通过逐步提高接受外输电比例、增加天然气供应、加大非化石能源利用强度等措施替代燃煤。

　　化解产能过剩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以钢铁行业为例，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有一批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被关闭。由此产生大量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再就业问题，这是化解产能过剩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4)》比较了中、英两国政府应对各自首都爆发的严重空气污染时的决策过程，以此呈现不同的体制和治理传统在处理近似环境危机时的不同表现，尤其关注不同政府如何在行政体系内部和社会层面对决策达成共识。中国政府的决策体现了相对封闭的政治动员模式。中国政府能够对社会关切做出快速反应，政策出台非常高效，但整个过程缺乏充分讨论。政府全面主导雾霾议程后，一度活跃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的空间迅速萎缩。这种表面上高效的决策模式很可能会给执行阶段预留风险空间。伦敦空气污染危机决策过程虽然显得比较迟滞，但英国政府更注意在立法、行政体系内部和社会层面达成共识，给技术讨论、利益谈判和社会自我动员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长远来看有助于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