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时代”陷入僵局

　　 当地时间12月1日启幕，13日行将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并没有在波兰重镇波兹南取得实质性进展：发达国家称没有能力完成2012年以后的减排义务，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一同减排。而发展中国家也坚持，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

　　 截至目前，发达国家中只有挪威、瑞士和欧盟明确表示了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没有任何提交任何有关资金、技术和减排目标的提议。

　　 而这一结果亦早在众人意料中，“目前为止，一部分发达国家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减排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而且，现在发达国家说完不成2012年后的任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目标还没有定出来，怎么就说完不成呢？即使目标定下来了，没有做又怎么知道完不成呢？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并不会一致，发展中国家即使一起减排了，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自己的就能完成了？”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告诉记者。

　　 中国坚持“共同有区别的责任”

　　 如果把来自180个国家和地区的的减排目标比作排排坐分果果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可够忙坏《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的官员们。

　　 与京都议定书阶段一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谁将承担更多责任，谁将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义务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本次会议，中国与美国同样被拿出来重点讨论。甚至会场一度出现说法：中国不做让步或者不转变立场，这次会议就不可能获得进展。

　　 中国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此次谈判上，中国一直坚持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这其实是发达国家制造的一种舆论氛围，是为谈判步履艰难找借口，间接为中国施加压力。

　　 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大量排放的受害者。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有美国的1／5，如果计算累积排放量，中国更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只看现在，不看历史。

　　 于称，这些天，中国和代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一起，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少找借口，少唱高调，认真确定下一步可以做哪些事情。中国会尽全力在国内做好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工作，但也不会接受违背基本原则的要求，不能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

　　 任勇同意于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都要坚持。”

　　 主要发达国家的分歧

　　 本届缔约方会议上，美国将履行多大的减排义务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但目前来看，后京都时代，美国的气候变化走向并不明朗。

　　 任勇分析说，虽然民主党在该问题上仍然表现得很积极，但共和党人认为目前应暂时搁置关于制定气候变化法案的想法，因为限制排放将增加经济成本，并可能将美国从目前的金融风暴“悬崖”上推下去。

　　 另外，民主党人提交的新的气候变化法案，与原来的气候变化法案提案相比，已经从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改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6％。虽然各方对该提案的争议很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美国金融风暴对其在气候变化政策趋势方面的影响。

　　 但是，在美国国会最后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中，包括针对替代能源以及碳储存和碳捕获的免税方案。有共和党议员认为，美国经济也许可以通过能源多样化和提高效率进行转型，这也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除此之外， 欧盟内部此次会议上也显示出了分歧。这一现象早有征兆。

　　 早在今年10月，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已通过欧委会提出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中的3项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分别涉及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减排任务的分配、碳捕捉与储存。

　　 “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整个立场是有影响，包括不少大企业。比如，欧盟内部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都需要企业出钱购买初始权分配，现在企业界阻力很大，说受金融危机影响，没有钱购买初始分配权，希望能无偿配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减排，这也可能影响到企业减排措施的采取和目标的确定。”任勇说。

　　 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10月8日表示，尽管目前存在经济危机，欧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必须继续进行。巴罗佐表示，绝不能混淆短期危机与长期需求，继续推进能源和气候变化应对一揽子方案比以往更加重要。

　　 期待来年破冰

　　 当地时间12月10日，缔约方各国将举行部长级圆桌会议，预计会着重讨论磋商全球减排目标的共同愿景以及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也将发表讲话，他还将参加12月11日举行的部长级非正式圆桌会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将作为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私人代表出席波兹南会议。

　　 人们期待部长级圆桌论坛将有新突破，《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波尔（Yvo de Boer）希望波兹南会议有望在扩大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应用地域和提高执行效率，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的运作机制，以及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上取得进展。这三方面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但悲观的声音仍然存在，复旦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授戴星翼仍表示“本次会议可能什么也谈不出来。”而任勇更是寄希望于来年哥本哈根会议。

　　 自199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后，（下称《公约》）缔约方每年底都将举行一次由所有缔约方国家参加的大会，具体讨论全球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如何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剧增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恶劣天气增多等诸多气候挑战。

　　 1997年的缔约方大会上，各国通过《京都议定书》，约定：到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需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实现比1990年至少减排5%以上。此即第一承诺期。此次波兹南会议讨论的即是2012年以后各国的减排目标。

　　 但目前看来，这一涉及世界上所有生物的气候变化协议很可能交由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会议接棒。

　　 无疑，金融危机是波兹南会议搁浅的伏地魔，就在去年12月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上，还达成“巴厘岛路线图”，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技术和资金，并明确明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截止日期。

　　 而今年波兹南会议各国能否通过谈判在路线图所确立的四个议题上取得进展，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明年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基调。

　　 任勇分析说，金融风暴对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的可能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能源与气候变化相关投资会减少；二是出于成本和竞争力的考虑，企业会降低温室气体减排的力度，甚至有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三是政府会放缓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进程，美国和许多欧盟成员国的相关动向已比较明显。

　　 “但不管怎么样，2009年是气候变化国际进程按既定计划前进或中途倒退的关键年。”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