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前的合纵连横

　　5月20日，《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下称“立场文件”）出台。21日，发改委网站公布了这一文件。该文件为我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下称“哥本哈根会议”）设定了谈判底线和方针。

　　就在立场文件出台的同一天，中国和巴西的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以及印度和南非的气候谈判专家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参加了“通向哥本哈根”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参与者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协调会，类似的协调会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还将召开。通俗地说，在前往哥本哈根的路上，发展中国家正在自觉“组团”。

　　“组团”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常态。气候变化谈判一直被认为是两大集团（发达国家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对话。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利益关切千差万别，哥本哈根会前“组团”的过程变得甚为复杂。“小岛屿国家”更多关注控制碳排放总量，在敦促发达国家执行甚至提高量化减排指标的同时，也不反对甚至鼓励发展中国家设定量化减排指标，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存在些许距离；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为了寻求援助，有可能倒向发达国家集团，而一些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的国家出于生态安全考虑，也可能倾向支持要求发展中国家自身设定量化减排指标；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由于拥有一定环保技术和产业优势，也有立场松动的可能。

　　“组团”还面临一些外部干扰。巴西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塞拉（Sérgio Barbosa Serra）明确表示，某些发达国家或集团试图分化“七十七国+中国”机制，通过给予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换取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支持己方立场。

　　笔者认为，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抱团”；而中国尤其应该适时采取主动，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

　　首先，“抱团”有利于达成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后的减排协议。发达国家是历史排放与当前排放的“大头”；巴厘岛会议后，发达国家在率先深度减排、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不兑现承诺，同时试图改变“巴厘路线图”授权、试图设定发展中大国的量化指标，拖延了谈判进程。此时，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向发达国家集团施压，并特别向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在减排问题上“违约”的国家施压，促使发达国家履行承诺，为达成全球减排协议扫清主要障碍。

　　其次，“组团”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中、印、巴等国多次表示坚持发展权利。需要认识到，欧盟集团扮演“领头羊”角色的目的固然有促进全人类利益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其有利用环保技术优势获取利益、占据未来产业制高点乃至主导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考虑。将谈判中各方立场纳入利益博弈视角和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气候变化谈判。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最终还要靠发展来实现。有证据表明，贫困落后也会带来大量污染和碳排放。但正如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所说，没有发展，我们将失去一切，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能力。

　　20日出台的立场文件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在团结发展中国家方面采取主动。立场文件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同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毁林排放，关注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提供支持。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的积极主动将给发展中国家集团服下“定心丸”。

　　在具体方针上，中国应当首先稳固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组成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发动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同时，要在谈判中提出最不发达国家最为关切的议题，积极主动地帮助小岛屿国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实际困难。中国将保持“七十七国+中国”机制顺利运行，继续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会，适时考虑将其上升为制度。

　　除了协调谈判立场外，发展中国家应该进一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巴西和南非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地位，中国在一些技术和人力资源上拥有优势，发展中大国可以首先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要积极、适度地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进行资金与技术转移——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消除这些国家可能的疑虑。

　　最后，发展中国家“组团”应坚持长期化，着眼未来谈判与执行过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研讨会上表示，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世界主要大国双边关系的重心将向气候变化转移。即使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议，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气候变化谈判是长期过程，执行过程繁琐细碎，相关因素复杂多变，戏剧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只有坚持“抱团”参加谈判，才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最大利益，促成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大气候”。

　　（作者为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