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存废将成为气候谈判各方分歧爆发点

　　虽然各方目前勉强同意继续会谈，然而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都相当坚决地表示，拒绝对《京都议定书》做出进一步的承诺期，这也意味着，构建一个全面和有效的后京都2012年时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和其他工业化京都缔约方，如澳大利亚，将很可能难以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说服自己国内公众。可以预计的是，作为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底线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将成为2011年各方之间分歧的爆发点。

　　在2010年岁末，几位赴坎昆会议一探究竟的中国商业界人士在听完对会议进程的介绍后，得出一个结论：气候谈判这么拖沓，原因在于没有“老大”出头。

　　这个简单直观的结论，的确可以勾画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2010年的各国生态：欧盟疑虑重重无法重拾领导者地位；美国深陷国内政治立法泥潭；金融危机的余威让发达国家囊中羞涩，谈判桌上也无牌可打；发展中国家力量凝聚，初试话语权，然而帷幄运筹之间，并不那么流畅。

　　同时还需看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是气候变化谈判伎俩的顶峰，随着维基解密对于哥本哈根幕后故事的解密，坎昆会议的透明性显得那么难能可贵。

　　在2011年年初研判《坎昆协议》之时，会发现协议为各国的德班之路指明方向，更留出了重要的后门，以便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再次磋商。

　　这就不难理解最近一次在公开发言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又恢复了斗志昂扬的精神气。

　　京都议定书未来将成为2011年各方分歧爆发点

　　没有多少缔约方曾对坎昆会议寄予厚望，不过UNFCCC秘书处除外。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后一周，由于协调等诸多问题让人领教了联合国系统的繁杂和低效率，也让气候谈判需要抛弃UNFCCC，另立炉灶的说法甚嚣尘上。

　　利用坎昆会议来重新赢得各缔约国乃至国际舆论对于UNFCCC的信任，显得至关重要。

　　所幸《坎昆协议》的达成，帮助UNFCCC达到了上述目标，而且还为在2011年的德班会议(COP17)设立了一个远景目标，虽然其形式尚待明确。

　　具体而言，原先在哥本哈根设想的那种正式的、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是不太可能在2011年甚至在2015年之前实现。一些主要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条件不成熟，使得他们继续排除这样的结果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渐进的、循序的办法，这深受菲格雷斯喜爱，并已经体现在《坎昆协议》之中，相信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坎昆会议的创意之处在于建立了新的机制，例如，《坎昆协议》建立了一个新的气候基金、一个新的技术机制，以及一个气候变化适应框架，并且还为“三可”核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简称MRV)和国际磋商与分析(ICA)规定了进程，这些成就是持续了将近3年激烈谈判的产物。

　　不过，对于这些新机制，在2011年需要填补的恐怕更多，COP17是否能够成功在南非举行将取决于在未来11个月内这些新的机制发展的进程。

　　为发展中国家所诟病的减排目标，是《坎昆协议》的一处硬伤，因为其中并未能达成更高共识。从哥本哈根一路走来，减排目标承诺并未有任何进展。

　　这造成的结果是，根据科学家的测算，目前每年的5亿吨的“排放缺口”依然存在，而如果不纠正这一缺口，预计将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超过3℃，高过各缔约方已经同意的2℃共识。

　　所幸归功于大会主席的智慧，《坎昆协议》承认了现有的不足之处，并且留出“后门”：规定新的审查过程中，定于2013年开始，并将在2011年就复审的具体方式和范围作出界定。

　　在坎昆会议的两轨制谈判之下，《京都议定书》的未来成为最大疑问。

　　实际上，国际组织纷纷对《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的前景表示悲观，尽管菲格雷斯表示这是在2011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首要问题。

　　虽然各方目前勉强同意继续会谈，然而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都相当坚决地表示，拒绝对《京都议定书》做出进一步的承诺期。

　　这也意味着，构建一个全面和有效的后京都2012年时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和其他工业化京都缔约方，如澳大利亚，将很可能难以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说服自己国内公众。可以预计的是，作为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底线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将成为2011年各方之间分歧的爆发点。

　　在《京都议定书》未来不确定的前提下，各方更倾向于在衡量成果方面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这转变了曾经“自上而下”的“京都”风格。

　　此外，不得不提的一个由小见大的胜利则是体现在语言上的。

　　一位参加国际谈判超过二十年的中国前谈判代表曾对记者半开玩笑地表示，每次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就好像是一场枯燥的普法教育，而气候谈判绝对是练习英语最差劲的场所。

　　因为缔约方的互相制衡，气候条约的智慧结晶往往就体现在一个到两个助词，甚至是逗号或句号上。

　　从这个角度而言，坎昆会议也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从侧重于“负担分摊”到首谈低碳机会。

　　其中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发展，就是在《坎昆协议》中，首次提到了“可持续增长机会”以及“从一种范式，向一个低碳社会转移”的语句。

　　在传统的气候变化公约中，UNFCCC往往强调“责任”、“公平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样的语句，目前这种语言仍然保留，然而伴随着上述新文本插入，说明国际气候行动的花言巧语开始转向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向转变。

　　2011中美欧印何去何从

　　坎昆会议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在努力打造一个《坎昆协议》是令人鼓舞的印象。

　　然而各国国内的政治条件将继续决定气候变化谈判能走多远，以及联合国谈判可以以多快的速度来推进，这其中我们需要关注的四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印度。

　　在气候组织美国高级政策经理聚斯卡看来，“美国得到了它想从《坎昆协议》所要的内容，这其中包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取得相称的进展，中国愿意参加国际磋商和分析，并朝着更正式的‘承诺和审查’方向转移，基本上都是属于《哥本哈根协议》的内容。”

　　在这些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美国也将被迫解决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今后的会议上就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问题做出承诺。聚斯卡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美国目前希望这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包括环保局监管、增加燃油经济性标准，或者一个国家/效率标准)，使其能够履行到2020年温室气体比2005年减排17%的承诺。

　　不过，“还不清楚是否能够颁布这些政策。”聚斯卡也表示。因为如果没有碳税法案，很难讲美国能对这个长期的全球绿色基金贡献多少。

　　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从联邦预算中对联合国下的快速启动资金贡献了17亿美元，不过由于目前新一届的国会预计将削减预算，这些筹资的未来也令人拿不准。

　　当然，美国也并非全部都是坏消息，曾经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令美国一些企业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恐怕大势已去。

　　“在坎昆取得的积极成果，标志着尽管在国内层面缺乏进展，但世界潮流仍然向前推进。”聚斯卡认为，各国在坎昆所表现出的合作意愿，为在技术、森林和适应等方面开辟全新范围合作的可能性。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对记者表示，中方在坎昆没有得到所有希望得到的。

　　这其中就包括明确的答复有关《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资金来源、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承诺方面的问题等等。不过吴昌华也表示，在哥本哈根中国被许多西方媒体描述为“挡路的”，此次坎昆会议中国代表团则发挥了更多的合作和建设性作用。

　　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描述的，中国代表们“非常低调，但非常积极和建设性”。

　　尽管在坎昆人们看到中国更多地考虑重建国际社会在国际气候变化上的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2011年的谈判期间就会变“软”。吴昌华表示，中国将继续捍卫自己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权利，并坚持基本原则。

　　气候组织欧洲项目负责人卢卡斯·巴斯认为，对于欧盟而言，坎昆会议的结果，体现了27个成员国的希望。

　　不过在坎昆会议之前，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方面的承诺要清晰得多，巴斯表示，这种承诺也并不是附有条件的。

　　现在的问题是，坎昆会议的结果是否能够推动欧盟将接下来十年的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巴斯认为，目前看来，其他发达国家不太可能有提高减排目标，最终和欧盟的举动有可比性的相似举动。

　　欧洲议会再次要求欧盟理事将未来十年减排目标在2011年2月4日的能源问题首脑会议上增至30%，以确保欧洲经济竞争力。巴斯表示，虽然一些著名的欧盟气候的部长都表示，坎昆结果使30%的目标有了可能性，然而其他重要的欧盟成员国(如意大利和波兰)仍然需要被说服。

　　如果上述增加目标的行为在即将召开的能源峰会不能达成，下次的机会就要放到在今年3月举行的春季欧盟理事会上了。不过，巴斯认为，由于进入了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期，大家预期这种可能性不太高。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坎昆会议可能意味着，欧洲公司会对低碳投资的回报稍微放心了。巴斯表示，2011年12月欧盟的排放配额上升达1.8%，达到15.17欧元/吨。

　　但坎昆协议本身不会促进迈向低碳经济的巨大转变，因为在墨西哥达成的结果本身并不能保证COP17在南非的成功，不过坎昆的结果帮助欧洲企业呼吁欧盟有更大的野心。巴斯表示，目前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用更快的速度“脱碳”，而欧盟需要开始为竞争力担忧了。

　　气候组织印度方面顾问达斯则表示，经过17年的气候变化谈判，坚持“有区别的责任”的印度终于承认发展中国家也应遏制其排放量。

　　这有助于帮助COP17成功，达斯表示，但是印度国内对于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向美国“卖国”的声音越来越大。

　　针对这一政治抗议，拉梅什设法加以澄清。他表示，他所呼吁的对约束力的承诺是在“适当的法律形式”之下，而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在一封寄给国会议员的长信中，拉梅什列出在坎昆会议上印度所获取的成功，其中重要的谈判成果分别是排除2015年为峰值年；延续京都市场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等等。

　　这对于印度企业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即政府在认真关注其对低碳和环保承诺，并思考清洁能源的未来，达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