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湖的启示：生态治污不能急功近利

　　梁子湖是幸运的。不仅因为它是武昌鱼的故乡，还因为有一批执著的学子1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它。本报发表的《“水下草原”的耕耘者》，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和众多淡水湖的命运一样，梁子湖也曾被污染过。上世纪80年代，由于江湖分割和围网养鱼破坏了梁子湖的生态，导致水草退化，生物多样性骤减，湖泊水质下降。1998年的特大洪水，更使梁子湖雪上加霜，水生植被覆盖率减少了50%。

　　正是在这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丹带领他的团队通过实施水生植被生态恢复工程，大面积种植沉水植被，历经10多年的努力，终于使梁子湖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生植被覆盖率最高、水质最好的湖泊，重新恢复了美丽的容颜。

　　梁子湖水底种草治污的成功实践，开创了我国淡水湖生态治污的一个范例。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生态治污才是治本之策。对于一些由于工业超标排放、过度围网养鱼造成污染的湖泊，采取节能减排、关停并转、退渔还湖等措施切断污染源，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能起到减少污染、遏制污染的作用。要从根本上改善业已破坏的生态环境，还需采取像梁子湖水底种草那样生态治污的办法，才能真正恢复元气，还湖泊一池清水。

　　其次，生态治污不能急功近利。关一批污染的厂子，拆一批围网养鱼，栽一批绿化树木，也许只要几天或几个月就能完成。但要在水下一片片种上水草，直至覆盖湖底，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了。于丹带领他的团队整整奋斗了10多年，在梁子湖湖底种下了20余万亩水草，与天然水草一起形成覆盖湖底的“水下草原”，才收到了今天的成效。没有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精神，是断然做不到的。因为生态治污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它有一个持续的、渐进的、积累的过程，它需要的是时间和毅力。

　　再次，生态治污需要科技力量的参与。梁子湖的成功治理，离不开武汉大学的支持，倾注了于丹教授和一批博士生的心血和汗水。最可贵的是，他们把实验室从校园搬到了梁子湖的岛上，一扎根就是10多年。他们将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我国湖泊治理的实践，使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态治污的生产力，这是值得推崇的。

　　梁子湖所在的长江中下游是我国淡水湖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全国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210个淡水湖泊，分布在这里的就有132个，占63%。由于流域的超强度开发和湖泊资源的超强度利用，这些湖泊已经全部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水质持续下降。

　　长江中下游也是我国科研力量最为集中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如果我们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都能像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那样去做，都有一批像于丹和他的博士生那样勇于奉献的团队，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淡水湖的污染治理，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