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格平：中国在环保上已经觉醒并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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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 中国在里约环发大会上发挥的作用

　　关键思路 发挥协调作用，推动达成协议，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

　　记者：结合您的所见所闻，能否谈谈中国在里约环发大会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曲格平：当时，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责任的划分，特别是温室气体的产生，究竟谁来承担主要责任。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科学计算，最终得出结论：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特别是气候变暖，是发达国家长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大会取得共识并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相关文件，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明确了责任就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关于经费和技术的讨论。本来，在第4次筹委会会议上，部长级代表已经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1世纪议程》等文本取得了基本共识。大会只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进行磋商即可，最终成稿在各国首脑抵达里约之前定下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一些国家为了不承担义务，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经过反复讨论仍然无法定论。

　　在高级官员会议上，我积极参与磋商。在部长会议期间，前国务委员宋健发言阐述了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5点基本原则，受到了欢迎和好评。在里约环发大会期间，我国与“77国集团”密切合作，以“77＋1”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和决议草案，成为会议南北谈判的基础文件。特别是当会议争执不下、谈判处于僵局的时刻，各方都要求中国发挥协调作用，推动达成协议。

　　一方面，中方代表团积极与“77国集团”沟通，达成了一致的合理主张，推动谈判在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动与我国进行小范围磋商，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在资金、技术转让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最终，会议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必须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这笔资金要求达到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7%，即每年大约为1200亿美元。同时还规定，发达国家要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转让技术，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的和无害的环境技术。

　　可以说，中国代表团为里约环发大会的成功发挥了独特作用。“77国集团”主席、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大使说，中国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力量；一些西欧、北欧国家代表表示，中国在整个里约环发大会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特别是李鹏总理出席首脑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还分别与20多个国家领导进行了会见、会谈，共商人类生存与发展大计。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如何发展双边关系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有利于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和其他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推动了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是我国又一次重大外交活动。

　　中国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子孙后代长远利益出发，明确提出关于加强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5点主张，受到了会议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说，李鹏总理的讲话站在当代国际关系的高度谈环发合作问题，并且突出维护国家主权，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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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 对里约环发大会成果的评价

　　关键思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广泛认可，发达国家没有切实履行承诺

　　记者：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召开之后至今的20年间，国际环保合作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评价会议成果的实施情况？

　　曲格平：从直接成果上看，里约环发大会通过并签署了5个重要文件，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中《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今后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一次积极探索。

　　在里约环发大会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诸多环境公约相继生效。全球性、区域性、双边环境保护公约、条约和议定书不断出台，公约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关公约正在实施，有的已经产生良好效果。

　　二是各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150个国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2000多个城市制定了地方《21世纪议程》。

　　三是国际组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同时成立了以专家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我也荣幸地成为了其中一员)，为联合国秘书长处理环境事务提供咨询、建议。

　　四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世界人民环境意识大大增强，关心并参与环境保护的人与日俱增。里约环发大会之前，发达国家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政府重视环境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在不足10年的时间内，民间环保组织已遍布全球。

　　五是国际社会总体上对各种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政策措施日益具体化。在一些环境保护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可持续发展领域法律不断出台，政策体制更加灵活。一方面，法律、政策和标准等不断细化、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调动市场力量，引导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

　　在里约环发大会上，资金、技术转让和机构设置3个关键问题的谈判十分艰难。最终发达国家做出一定承诺，但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资金问题，美国拒不接受0.7%的额外援助资金，发达国家对外援助资金(简称ODA)还在不断减少。

　　我曾被聘请担任全球环境基金(GEF)的高级顾问，这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定全球环境基金作为资助渠道，只有签署相关公约的国家才有资格申请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全球环境基金负责根据协议，管理和向各个发展中国家分配发达国际提供的这部分额外资金。我在担任顾问期间看到，每年收到的援助资金仅为20亿~30亿美元，与规定的1200亿美元差距很大。

　　里约环发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各国广泛认可。但是，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的国家还很少见，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典型。不过，局部的、分散的个体典型正在大量涌现。

　　1992年6月27日，我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作了关于里约环发大会的汇报，并组织起草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它涉及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其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被列为十大对策之首。《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转发至全国推行。1994年，为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我国编制并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第一个国家级21世纪议程，公布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计划和措施。1997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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