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中国绕不开的路

嘉宾：邹骥（联合国气候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滨（联合国气候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八国首脑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一项共识：2050年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简称减排“双50”目标），并以此为全世界的长期目标。

　　作为本次峰会的讨论成果，“双50”减排目标刚出炉就遭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人士的批评：实施减排目标基准年模糊，缺乏具体操作程序。

　　但是，由世界上最发达的八国形成的目标，其影响不可小觑。“双50”减排目标对世界包括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数字背后大国是如何角逐温室气体排放大气容量资源，对由温室气体减排衍生出的低碳经济又有何意义，都值得思考。

　　“双50”只是G8目标，对中国无实质影响

　　主持人：G8提出的“双50”减排目标不是偶然的，那么其产生的国际背景是什么？

　　邹骥：我们首先应该从国际战略视角给G8一个定位。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看，G8代表的是富国的利益，奉行的是富人哲学。因此，“双50”只是几个最富强国家对全球目标安排的立场，不能代表中国的立场，也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立场。

　　近20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发达国家开始邀请他们参加八国峰会。但是，请发展中国家来，是想让他们承担义务和责任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还需要强调的是，G8形成的共识不具备国际法地位，其协议和条约也只在八个国家内有效，别的国家并不必然遵守。而且，本次G8提出的目标也没有形成一个条约或协议，只是一个共识。本次八国峰会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八国给全世界安排了一个长期的减排目标，而对自己近、中期具体的实质性减排目标却只字未提。

　　刘滨：“双50”表面是一个数字，背后是大国激烈的利益角逐。在与美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竞争中欧盟渐渐失去主动权，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感到恐惧。于是，就把气候变化问题当成一个政治契机，希望在世界经济重新洗牌过程中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而美国当然不愿遵循欧盟制定的气候变化标准，因此持反对态度，不过美国国内的企业和地方政府针对气候变化都在积极行动。日本赞成“双50”，同时，又推出一个所谓的“行业方法”，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主持人：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双50”减排目标，它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刘滨：“双50”不仅给发达国家设定排放上限，实际上也给发展中国家设定了排放的空间。中国的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中国面临的压力巨大，不得不去创新发展方式。

　　邹骥：欧盟认为大气升温的危险温度是2摄氏度，对应的温室气体危险浓度为450ppm，“双50”的减排目标就是据此而定的。但是科学界仍然认为这个数值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个目标不是科学和技术指标，更多的是政治目标。“双50”对于欧美来说也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因此，这个目标跟政治家的选票有什么关系，以后的可操作性如何，都值得思考。

　　虽然单纯的“双50”对中国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但对中国的启示是深刻的。美国不支持欧盟提出的标准，但是美国国内从一些州政府到企业都有所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因为这不仅是环保问题，也牵涉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中国应该重视起来。

　　低碳经济时代来临，中国低碳之路荆棘密布

　　主持人：在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之下，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低碳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刘滨：制定减排目标以后，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在竞争过程中可能会设置贸易壁垒，对高碳产品课税，在国际谈判中也会加入能效条款。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低碳模式将引发全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低碳经济能够保证经济发展与减排温室气体双重目标的协调平衡，也是大国战略因素之一。碳生产力是最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强调单位的碳所创造的GDP。对于我国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还很大，要应对国际上高碳税壁垒，低碳经济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国情、发展阶段、环境、能源结构、资源特点都要求我们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另外，发展低碳经济要有大量资金投入和低碳技术转让。

　　邹骥：“双50”对中国的影响还并不直接，但在走向目标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小视低碳经济在逐步兴起。低碳经济毫无疑问是好的，它代表了新的方向，不可逆转。但对中国而言，挑战巨大。首先，中国以煤为主的自然资源禀赋是高碳的，未来几十年都要背着这个包袱———原有的廉价煤炭资源优势变成了劣势。第二，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量将依然非常大，正是处在高能耗、高排放的大兴土木的阶段。比如，电力供应、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商业与居住用房等建设，都要求大量生产钢材、水泥、石灰、塑料等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高能耗、高排放很难避免。第三，就是我们国民经济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技术体系是基本上没有考虑节能低碳要求的技术体系，在低碳经济新的浪潮下，与发达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业已研发储备的低碳技术相比有可能再次成为落后的技术。关于低碳经济我们还要考虑自己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技术体系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西方很卖力地鼓吹低碳经济，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潜在的和现实的优势，他们可以凭拥有的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环保技术，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后别的国家要参考他们定下的标准，要向他们买技术和知识产权。

　　而对我们中国而言，如何迅速强大起来，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是我们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判据。现在技术的购买和转让要求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买完技术能否占据市场，能否获取利益，这是花钱买技术要考虑的。总之，低碳经济有政治、经济、技术和能源多种因素的考虑，而更本质的考虑是通过低碳经济我们如何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抓住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最终抢占有利地位。

　　低碳技术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主持人：低碳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技术转让又是获取低碳技术的重要途径，在气候变化技术转让谈判中，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

　　邹骥：目前我国在气候变化技术转让谈判中主要有三个焦点问题。首先是政府间的合作机制问题，我们要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一个附属机构，专门处理技术转让问题。第二是技术转让的效果评价和绩效考核问题。发达国家总说很多技术已经转让了，但我们认为怎样算是成功有效的技术转让应该有考核的标准。第三个是如何建立资金来源机制问题。我们建议资金来源考虑这样几个来源，就是：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科研经费预算；来自能源税和环境税财政收入；碳市场交易中的印花税或者拍卖碳排放权的财政收入；以及其他一些公司捐助。如果将如上四个收入来源的1%%—2％专门用于气候变化技术研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那么每年能够筹集到的资金可以达到每年几百亿美元，这已经比现在全球环境基金（GEF）四年只有30多亿美元（而且还要用于其他全球环境领域的支出）的数量要大得多了。是否能实现，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

　　主持人：目前我国最缺哪些低碳技术？

　　邹骥：现在我国制造技术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两头的环节薄弱，一是研发能力和设计能力弱；二是在推广应用方面也有问题，是投资能力、体制、社会和人力资源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具体到经济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包括电力、交通，住房（建筑）的关键技术。另外，我们的自动控制技术和材料技术等工业基础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薄弱，也是很多领域技术体系的瓶颈。

　　主持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都实施了哪些具体措施？

　　邹骥：去年我国中央财政拨款210亿人民币用于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各地方也开始为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指标而投入人力、物力。在这个过程中伴随贯彻“上大压小”的结构调整战略，有不少小煤矿和小工厂被关闭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这是中国为世界环境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却没有及时、充分地向国际社会反映出来。我们做了很多，但国际社会了解不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问题上，我国中央高层非常重视。但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上意识依然相对淡薄，还缺少相关的信息、知识和必要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支持，缺少相关的体制支持和政策激励措施。因此，加快对全民在此方面的能力建设，做好迎接低碳经济挑战的物质、知识和心理准备，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核心提示

　　“双50”对中国的影响还不直接，但我们不能小视低碳经济在逐步兴起。低碳经济毫无疑问是好的，它代表了新的方向，不可逆转。西方很卖力地鼓吹低碳经济，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潜在的和现实的优势，他们可以凭拥有的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环保技术，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中国而言，如何在低碳经济时代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我们根本的战略选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