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科考目标：环境和资源

　　“南极夏天的风，也比北京严冬的风凶猛多了！要是遇到西下风，不躲进科考站，人都能给吹跑喽！”在前天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极地考察25周年座谈会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极地科学家们意犹未尽，在北京京西宾馆的餐厅里，他们还热烈地交流着各自的极地科考经历和科研进程。

　　浙江万里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石钟慈，浙江万里学院生环学院院长杨季芳，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所长张海生，资深极地科学家、浙江万里学院教授王自磐及工程院院士潘德炉等，作为浙江极地科考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曾11次赴南北极考察、2次在南极越冬的王自磐教授，对中国极地科考事业25年里走过的每一步，都如数家珍。

　　当年被拒在门外“喝咖啡”

　　王自磐教授说，18、19世纪，英、俄、法、美等国就开始了对南极大陆的探险考察。。1983年，我国刚加入《南极条约》，但也仅仅属于没有表决权的缔约国。

　　1983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会议议程行进之间，会议主席突然宣布：请所有缔约国代表到大厅外喝咖啡。原因是协商国成员要关起门来表决一个重要的南极议题。当时被“轰”出会议厅的中国代表团深感难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四国在里头表决，唯独我们，泱泱中国被关在门外喝咖啡，大国尊严何存？”回忆到这里，王自磐依然非常感慨，当时他已经在澳大利亚南极局，正为去南极考察做准备。

　　1984年中国组成首支考察队，11月20日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进军南极。次年2月，考察队员历尽艰险，终于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一年的10月，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至此，中国人在《南极条约》会议上“喝咖啡”的历史一去不返。

　　如今南极头、背、尾部都有中国站

　　又是出国又是坐船，几个月的大洋颠簸，再到冰天雪地的南极，这是个不小的折腾，但对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却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上世纪80年代，在海洋二所里，研究人员见面打招呼问候最多的是“你去不去南极？”

　　当时王自磐还在该所科技处工作，曾负责推选合适的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去学习，其中就有“邻居”颜其德。后来颜其德和董兆乾、将伽伦等，在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中成为骨干力量，分别担任中国长城站首次越冬队队长、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和南大洋考察队生物专业组组长。那次，海洋二所挑选的28位科研人员，成为首次南极科考的主力。

　　25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极地考察的主要国家。“我们在南极大陆的头、背、尾部都建了站，尤其，今年1月份建成的昆仑站，处于南极冰雪高原的最高点。”王自磐介绍说，目前中国在极地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南极陨石搜集和研究、磷虾生物学研究等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

　　今后5~10年软硬实力齐头并进

　　作为一个见证国家极地事业发展25年的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期待在今后的五年、十年里，中国的南极科考事业有更大的投入和更好的发展。“在全球性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环境恶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已经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大陆转到海洋进而转到两极。北极的经济开发争夺战已经打响，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是南极的争夺，这种形势下，各个国家都在调整战略。”

　　王教授相信，今后的5~10年，我国将把极地科研目标对准环境和资源两大方向。“接下来的几年，在硬实力方面，我国将加快在建新的科考船的速度，由此，我国将彻底告别购买、改造国外科考船只的时代，同时，我国将不断开发研制能与国际水平相媲美的各种科研设备。在软实力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法律法规，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极地组织和各种相关活动中去，进一步大力推动国际合作。”王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