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鄱阳湖：工程与生态协同调节

　　安湖兴业

　　以往人们一说到鄱阳湖，脑中立即呈现出涨涨落落一湖水，它似乎像黄河一样忽洪忽旱、为福为患，湖面伸缩达数十倍，湖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而失去稳定性，由此引出江西人一个千年不变的梦想——“安湖”，以及代代相继的事业——“治水”。

　　然而，历史上的安湖治水限于或在湖区的小湖汊建堤筑坝、形成独立的小湖泊，或建成高水位时与大湖水体相通、低水位时断开、相对独立的小湖泊，但对整个大湖始终无能为力，只能是水进人退、水退人进，临时性地耕牧于湖区的季节性草洲，这既是一种短期性行为，又带来了血吸虫病肆虐。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已使水利工程进入到几乎所有人类聚居于其沿岸的河湖，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却长期踯躅不前，因为未找到相关社会和生态和谐的实现途径而令人存疑。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终于使人们打开了思路，对这一工程与鄱阳湖生态系统整体有机契合的关键点形成了共识。这一关键点就是要在充分适应和发挥好鄱阳湖对内河外江吞吐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安湖兴业。

　　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性是它的有机整体性，国外一些著名的生态学家在为创新生态理论而广泛吸取世界历史文化营养的过程中，对中国道家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思想十分推崇。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并不消极，因为他肯定“人亦大”（一些版本是“王亦大”，从与下文“人居其一焉”、“人法地”的一致性看，应是“人亦大”)，人之所以亦大，是因为人能认识和驾驭支配天地万物的普遍的自然规律，并能遵循这种规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有所作为。就鄱阳湖而言，湖水起落太大，非洪即旱，不仅严重影响湖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给江西发展带来困扰，而且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供给和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任何生态保护如果排斥人的利益都不具有现实性，“贫穷污染”和“纵欲污染”一样都会对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人属最强势物种，当其暴殄天物或受到饥饿、贫困的威胁时必然冲击生态。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整个鄱阳湖内河外江进行吞洪、稳流、补枯调控，既充分发挥好吞吐湖的功能，又避免鄱阳湖成为一个简单的非洪即旱的过水湖，使之更能造福于人类，亦有利于生态，就体现了“人亦大”的有所作为性。

　　吞吐调节

　　鄱阳湖内汇五河，外通长江，其最大容量要足以为内河外江吞洪，避免洪水直接倾泻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最小水量又要足以满足湖区经济社会发展、生物多样性繁衍、湖口以下长江径流补枯的需求。其最大容量、最小水量、水质对湖区、江西省、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甚至有全国和全球性影响。如果鄱阳湖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内外两“吞”这些洪水，就会给湖区周边和长江中下游带来严重的洪灾。湖口站水位22米时，1954年湖域面积为5090平方公里，容量为317亿立方米，由于围垦和泥沙淤积，1998年面积为3190平方公里，缩小了37％，容量为257.8亿立方米，缩小了近19％，这是造成该年洪灾超过1954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加上退田还湖面积，湖域面积恢复到4078平方公里，容量为295.87亿立方米，面积比1954年少1000多平方公里，容量小21亿立方米，这一容量对平常年份是够的，但对特大洪水年则是不够的。当然还可以提出广义的鄱阳湖面积，即加上人控湖汊，总面积可达4596平方公里，但能增加多少吞洪容量未见相关数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与三峡水库错时协同调控，有利于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但如果特大洪水年长江流域的降水同步，就有可能难以错开洪峰而出现洪峰叠加。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还要靠五河水利工程的协同调节和鄱阳湖流域及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容量问题还有一个泥沙淤积问题。泥沙淤积抬高河湖床导致小流量、高水位现象，鄱阳湖高水位已呈频率加大趋势。泥沙淤积问题短期不显眼，长期是大问题，最终会加速湖泊的衰亡，这个问题同样要靠生态建设来解决。

　　作为吞吐湖，鄱阳湖须在缺水季节为长江湖口以下“吐”水补枯，同时还要使湖水的最小面积达到一个适宜的水平，以满足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除了需要与三峡水库协同调节、适时蓄水外，还需要内河在枯水季节也有一定的径流量，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出多进少、捉襟见肘的窘境。1963年湖口站水位5.9米时，鄱阳湖水面仅约146平方公里、容积4.5亿立方米。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将最小湖面控制在适宜水平如湖口站水位12米所达的面积，但越是大旱之年，就越有放水向外江补枯的需求越大而内河来水越小的矛盾，历史上实测内河最枯流量，抚河仅为每秒0.06立方米，几近断流，赣江多一些，但也只有每秒172立方米，其他如信江4.14立方米、乐安河5.05立方米、昌江1.28立方米等，大都“气若游丝”。要避免出现大旱之年湖水入不敷出的矛盾，根本的途径是增加降水，这也要靠生态建设才有可能。

　　另一个问题就是水污染。吞吐型湖一般不易富营养化，但鄱阳湖目前已经中度营养化，氮和总磷超标，湖水中某些重金属元素含量超过渔业用水标准较多，底质中某些重金属含量超过自然背景值数倍，这必然带来重金属沿水生生物食物链富集，最后危害到人类自身。这个问题就需要整个流域普遍提高污染物质处理水平、产业生态化转换水平和生态自净能力来解决。

　　改善降水机制

　　干旱缺水已成了全球性不断加重的威胁，有关研究认为，气候变暖将可能使鄱阳湖地区在2030年前后变得干旱。据生态水文学的研究，在全球尺度上，超出离海岸500公里至1000公里的内陆地区，60％的降水来自森林蒸腾及地表蒸发所形成的降水小循环。由于森林的减少，我国现在的年均降水量比4000年前减少了200多毫米，比3000年前减少了100多毫米，比目前全球低100多毫米。森林是水汽的空中输送通道，由于欧洲特别是西亚、中亚森林的大幅减少，加剧了我国西部的干旱；由于青藏高原森林的大幅减少，加剧了高原东缘、北缘的干旱；由于我国东南方森林的大幅减少，加剧了西北方的干旱。

　　生态水文学把植物蒸腾、热能蒸发的气态水称为绿水，其中蒸腾水为生产性绿水，蒸发水为非生产性绿水，地表、地下的液态径流水称为蓝水。植物生产量越大，蒸腾量就越大，降水量就越多，三者成正比线性关系。在全球陆地的降水中，蓝水约占37％，绿水约占63％；据推算，我国蓝水约占44％，绿水约占56％；江西蓝水约占56.5％，绿水约占43.5％，且生产性绿水小于非生产性绿水。江西目前森林覆盖率已高达60.05％，比较全国的13.9％、全球的26％，按常理绿水占降水比重要远高于蓝水，生产性绿水要远高于非生产性绿水，径流应更加稳定，但这一切却发生了颠倒，其根本原因是出在江西森林的质量上，也即出在森林的生态功能上。

　　江西森林在历史时期大多经历了反复砍伐，其中的原因很多，如毁林开垦，这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唐代开始人口大增，平原、盆地的土地开垦殆尽，开始耕山，层层而上，直至山顶；宋代后的长时期中，陶瓷业、造纸业兴盛，“一里窑”带来“十里焦”，许多县志都有山上竹木伐尽、童山濯濯的记载；木材贸易长期兴盛，过去严重消耗的是五河流域的森林资源，有了公路、汽车后则遍及全省；城乡曾长期以烧柴煮饭、烧炭取暖，到处伐木为薪；造林方法失当，高山陡坡亦伐，用单一林种替代天然林等。

　　由于江西气候温湿，植被再生力强，近些年重视森林保护，同时城乡居民的燃料转向煤、电、气，砍伐量小于生长量，森林覆盖就有了较快上升。但森林的质量则不同，目前的森林主要是天然次生林、人工林和竹林，且以针叶林为主，320万公顷人工林占97％的是纯针叶林，纯针叶林的凋落物会使土壤酸化，林下灌草不生，生物多样性极低，土壤没有多层植被保护而流失板结，降水入渗土壤很少，更难以下渗到地下，主要变成地表径流流走，暴雨则变成不可利用的洪水流失并成灾。同时，土壤的退化还使针叶林的生长一代不如一代，欧洲就曾有过“赤松亡国论”的惨痛认识。内陆增加降水的关键是增加生物生产量最大的森林，江西如果大幅度增加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能兼收增加和均衡降水，将降水最大化地向土壤、地下和生物质生产转移，从而在雨季时能最大化地减少不可利用的洪水径流，旱季时通过充盈的地下水最大化地对地表径流补枯而使之稳定，同时最大化地减少非生产性绿水，最大化地增加生物质产量，最大化地增加吸碳制氧、生物多样性和改良土壤、净化环境的多重效益。

　　江西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凡能替换的纯针叶林逐步转换成常绿阔叶林或混交林，对凡会造成水土流失的山地纯针叶林采取择伐，补一些阔叶林，低丘岗地将农业和木本粮棉油果药茶结合起来，向农林水一体化系统转换，通过山下水利工程和山上森林改善的协同调节，将不仅能大大减少江西的水旱灾害、改善全省生态环境、增加粮食产量、增加生物质生产和生物多样性，而且能更好地调节长江水的洪枯、增加对西北地区的水汽输送，为本省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作出更大的贡献。